□李存刚

我至少有三次来到甘孜高原，身份都是骨科医生。

第一次是2014年冬天，“11·22”康定地震发生之后，当晚即受医院指派赶赴地震灾区，并被安排驻扎在康定城区内的甘孜州人民医院。一直待到任务结束。和我们同去的医疗队都换几拨了，我和同事们还待在那里。不是不想更换，也不是没人更换，而是都被我一一拒绝了，好不容易有机会来到高原，如果可能，我希望尽可能待更久一点。

我后来写到过其间随救护车运送一个骨折的病人，到康定机场的情形。康定机场建在折多山上，那是2022年之前我到过的最高最远的地方。

第二次是在2016年春天。地点是在泸定，时间是三个月。泸定和我在的天全仅仅隔着一座二郎山，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到天全。我在泸定的住处，是在大渡河岸边的一栋苏式风格的老房子里，楼下的院坝边就是河堤，因此得以更近切地聆听到了久闻于世的大渡河不息的涛声。

这次（也就是第三次）是到九龙县。手机地图显示，九龙与天全相距300多公里。按要求，我将在这里待上90个工作日，实际时间接近5个月。

2022年，过境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铁路还在建设中，高速公路也还只通到康定。我到九龙，90多公里的高速过后便是翻山越岭的普通公路，蜿蜒曲折不说，冬季路面上还经常结冰，就是夏季，个别阴山路段也随时可能遇上暗冰，让余下的200多公里路程难度陡增，这就使得这个在内地司机们基本用不着过多思虑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延长。

因为有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时间的便利，我有意将工作时间划分成了若干段，以便在一次次的往返之间，体察不同季节里的川西高原生活。感觉里，似乎这样一来，我待在高原的时间就更长了。这是我自打接受任务时起就生出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同行的两位同事听，他们竟也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我一开始就抱有的这点私心，于是得以顺利变成了现实。

我们工作的医院建在狮子神山的半山腰，我们的住处最初是在医院门前靠近公路的一栋房子里，后来搬迁到更高处的医院医技综合楼的最顶层。什么时候推窗而望，都能望见对面的八家铺子山顶上的白雪，天气晴好的时候像一顶白头巾，有雨或者下过雪的日子，白头巾便变成了一袭白披肩甚至白外套。

我对我的记忆力向来缺乏足够的信心。因此从抵达的第一天起，我每天晚上回到住处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免被不断闯入的新鲜事物冲淡，甚至像窗玻璃上的水珠似的，轻轻一抹便消失不见了。区别于坚持多年的日记，我为专门建立的文件夹取名为《逐日记》，格式照旧是日记体的，内容全都源自我在高原的工作和生活。

也是从抵达的第一天起，我的身体里便仿佛装上了定时程序，每天晚上都会醒来两次。入睡倒是一如既往地顺利，有时候甚至还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梦，可一到凌晨两点左右，那梦就戛然而止了。好不容易再次睡下，凌晨四点过便又会再次自动醒来。

这份特殊的高原反应，让我有机会对《逐日记》里记下的那些人、事、物进行及时而充分的反刍，并由此生出些乱七八糟的联想。

我在高原的那些个夜晚，所以不至于只剩下一个失眠者的难捱，反而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质地和成色，就是因了那些文字及其所记录下的那些耳闻目睹的人、事、物，以及那些信马由缰的思绪。

一个地方，去一次和去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当然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并且一直渴盼亲身走进雪域高原绝然独特的生活里去。但是我心里也清楚，对于高原，我终究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无法像书法家们那样，潜心俯身于洁白的宣纸，深入细致地写出工工整整的“小楷”。我有的只是和他们一样的虔诚，并借此草草写就了一份自己的“行书”。也许有人会把它理解为行走之书，对此，我也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事实上，我写下的，也的确不过是在高原的工作和生活之中见到的人、事、物，及其一点点极端个人的思考。或长或短，或写实或抒情，都是兴之所至、心之所至，书写的过程中，我甚至没想过它们到底是“小楷”还是“行书”，或者别的什么样式。如果硬要下个定义什么的，我只能说，这是我手书的高原。

我想最亲近高原的方式，就是真真切切地把自己置身于高原。我又一次这样做了。

现在，我开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