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萍

没有大树的村子是没有灵气的。

在甘溪坡，村口的大香樟树、村后的大红豆杉树、村尾的大酸枣树，一直是甘溪坡人心中最珍贵的记忆。那时，若从甘溪坡对面的武安山顶望去，定会发现三棵大树构成了一个奇特的直角三角形：最大的香樟树稳稳立在直角顶点；其上方五十米处，是深青色、终日沉默的红豆杉；而酸枣树则处在三角形长长的斜边上。三角形的“腹地”里，密密匝匝挤着十几户青瓦木楼。

此刻，在我脑海中格外清晰的，是那棵大酸枣树。

酸枣树的诱惑，在于它那累累果实令人垂涎欲滴。

一段茶马古道从大香樟树出发，过我家门口，向西微曲着延伸至村尾，便到了大酸枣树下。那时我奔向酸枣树，总是一路跌跌撞撞——一半因古道凹凸不平，一半因瘦小的我跑得太过急切。

平日里我们鲜少去酸枣树那边玩耍。酸枣树是村子的“尽头树”，茶马古道从树下再往西，便一路下坡，愈发陡峭，直至月亮桥下的峡谷。大人们不许我们到那处他们眼中的“危险地带”胡闹。唯有秋天，树叶渐黄、酸枣转金时，无法抵挡的诱惑让我甘愿冒着挨打的风险，趁阿妈午休或上山劳作，端着瓷盅跌跌撞撞跑去。有时在树下，会遇上刚从家里跑出来的李琼、李英两姐妹，冒险带来的忧虑便一下子消散了。阳光从树顶洒下，每片叶子都镶着金边；树下大片粽叶丛中，我们半蹲着，像探寻宝藏般一寸寸翻找落下的酸枣。发现与品尝，有着同样的喜悦。每次回家，瓷盅里都盛满果实与欢乐，即便偶尔会遭阿妈声色俱厉的轻罚。

七岁那年，我离开甘溪坡，独自到天全县城上小学，寄宿在阿爷家。小小的我每天背着书包，跑过西进桥往返学校，路上鲜有树木，唯有桥头两侧那两株不可触及的核桃树。漫长的日子里，周末成了最期盼的时刻——只有这时，阿爸才会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把我背在背上，带我回甘溪坡。

可孤独让我加倍想家。一个秋天的午后，还没到周末，思念的煎熬使我悄悄跟在一位从城里购物返村的甘溪坡阿娘身后，走了十几里路回到甘溪坡。阿婆和阿妈见了我，先是惊讶气恼地轻呼，随即就用特有的怜爱将我裹住。那晚，阿婆搂着我入睡，怀抱温暖。我梦见酸枣树上结满密密麻麻的果实，在枝头摇着身子对我笑。第二天一早，床边果然放着一瓷盅金灿灿的酸枣。阿婆用手指刮着我的鼻子说：“好吃嘴！赶紧吃完叫你阿爸送你下山上学。唉，把皮剥了再吃，这么酸的东西，也就你和你阿姐喜欢。”说着，她亲手剥了一颗喂我，那丝滑绵软的口感、酸爽的味道瞬间漫过味蕾，沁人心脾——那或许就是幸福的滋味。

阿婆口中的“阿姐”，是阿伯的大女儿，自出生便由阿伯阿娘托付给阿婆照管。阿妈也疼她，就像后来疼我一样。阿姐比我大十二岁，被先一步宠爱的她，也学会了宠爱更弱小的我。那时的她，是甘溪坡的“时髦人物”：二十岁从外边带回带霓虹灯的录音机，是八十年代村里第一个出去学开大货车的姑娘，也是第一个学会机器织毛衣的人。她的每一个“第一”，都像璀璨星辰，在我心中闪耀着令人神往的光。阿姐和我一样喜欢酸枣，成熟时节，她从外边回来总要约我去捡。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她出嫁。

阿姐出嫁在秋天。天还没亮，家里就热闹起来：她穿上喜庆的红衣，头上戴了花，床上铺着红被子，堂屋里摆放的缝纫机、衣柜、棉被、茶盘、茶瓶，都是崭新的嫁妆。大门贴了红对联和大大的“喜”字。接亲与送亲的人簇拥着送她出门，跨过门槛时，阿姐一回头，见阿婆站在门边，眼里噙着泪。阿婆拉过她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酸枣放在她掌心，轻抚着她的手说：“好好跟人家过日子。”

阿婆没能等到我出嫁的那天，甘溪坡的那棵大酸枣树也没能。成年后我在外辗转多年，最终回到家乡。我出嫁在腊月，喜庆氛围中，阿妈和阿姐剥了象征吉祥的大红橘子给我吃。我努力调动味觉记忆，橘子的甜却没能唤起酸枣的酸。虽有几分遗憾，但甜，不正是生活最好的模样吗？

而甘溪坡的那棵大酸枣树，始终在我温暖的记忆里，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