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元英

腊月霜花爬上窗棂时，我和姐姐、妹妹总扒着磨得发亮的木桌，盼父亲说那句“该进城办年货了，你们列个清单吧”。木桌上的歪扭字迹，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物资匮乏的期盼：姐姐要新钢笔，妹妹要水果糖，我想要一条大鲤鱼。

我对鱼的执念，远不止于口腹之欲。父亲说，过年要吃鱼，才会“年年有余”。这是庄稼人对日子最实在的期许，是光景顺顺当当的兆头，也是我对整个家庭最真切的向往。

小时候，家乡的房子多是黄泥混着石头砌的。父亲靠给人修房、砌墙谋生。他干活认真，手艺扎实，请他的人多，工期常从开春排到深冬。高原的寒风凛冽如刀，刮在脸上生疼。黄泥的碱气像带冰的细针，顺着父亲的指纹往肉里钻，手掌满是深深浅浅的裂口。有些裂口渗出血，被风一吹便凝成薄痂，可父亲一握砌刀、一搬石头，痂皮就绽开，血珠混着黄泥沾在掌纹里，很难洗净。修整石头时，锤子不慎砸到手指，指甲下淤血晕成青紫，他也只是皱皱眉，蹭蹭手上的泥，又弯腰忙活起来。

那些常如嘴巴般张着的裂口，默默诉说着日子的艰辛，却未曾换来多少宽裕。到手的工钱总是不多，勉强应付家用。我们三姊妹的学费，更是压在父亲心头的石头。开学前的夜晚，一家人围坐灶边，看母亲煮粥。锅里咕嘟声响，混着屋顶雨打瓦片的滴答声，合成一支沉闷的曲。父亲蹲在灶台旁，眉头紧锁，粗糙的手反复挠着头，仿佛能从中挠出几张钞票。灶火明灭，将他蜷缩的身影投在土墙上。那影子里的焦虑，像密密的针，扎得我心里发疼，也让我对“有余”生出最迫切的渴望。

腊月寒风中，父亲的辛劳并未换来丰足的年景。那年的年货夜，我的期盼落了空。父亲从县城回来，肩上扛着鼓囊囊的蛇皮袋，满脸风霜。他一件件取出年货：奶奶的棉鞋、母亲的香皂、姐姐的钢笔、妹妹的水果糖。我趴在袋边翻找，只剩蔬菜杂货，始终不见鱼的踪影。

攒了一整年的盼头，连同对“有余”的念想，仿佛被风吹散。我坐在门槛上大哭，认定没有这条鱼，往后的日子又将陷入困窘。父亲慌了，连声哄道：“下次买，买最大的！过年哭不吉利呀！”委屈如潮水涌来，我止不住哭声。他劝了许久无用，只得踏着夜色去找同村的舅舅帮忙。舅舅要把自家的鱼给我，我却固执：“要的是我家的‘余’，你家的不算！”父亲沉默良久，终是重重一叹：“罢了，明天托人进城捎一条。”

第二天傍晚，鱼终于捎回来了。那是条鲜活的大鲤鱼，鳞片银亮，在盆里扑腾，溅起的水花凉丝丝地落在我脸上。昨日的委屈霎时消散，仿佛鱼儿已为家里带来了真实的福气。

除夕那天，母亲处理干净鱼，剪下鱼尾。我赶忙接过，小心翼翼抚平，贴在大门门板上，轻声念着：“年年有余，今年我家一定有余！”门板上，往年贴的鱼尾已干硬卷曲，泛着淡褐的痕迹，与更早的印记叠在一起，像一串攒了多年的、皱巴巴的祈愿。我望着满门板的鱼尾，仿佛完成了一场郑重仪式，蹦跳着去厨房看母亲煮鱼。

母亲将鱼块放入大铁锅，用自腌的酸菜炖煮，只加几片姜、少许盐。醇厚的鱼香便在屋里弥漫开来，引人垂涎。晚饭时，我们围坐桌边，小心挑着鱼肉。鱼肉鲜嫩，汤汁酸爽。父亲看着我们吃得香甜，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仿佛往日艰辛都被这氤氲香气冲淡了。正吃着，母亲夹一筷鱼肉放进我碗里，半嗔半笑道：“你爸就晓得迁就你，这下称心了吧，明年的种子钱，怕得从牙缝里省咯！”我咀嚼的动作顿时停住，这话如鱼刺卡喉，嘴里的鲜香化作酸涩。望着父亲手上未愈的裂口、指甲下的青紫，泪水在眼眶打转，却怕坏了全家难得的欢喜，生生将哽咽咽了回去。

如今回想，那时的我真是固执任性，不懂父亲的难处。他答应买鱼时的沉默，何尝不是藏着两难的挣扎？我只顾自己的愿望，却给父亲本已沉重的心添了负担。所幸，日子不会永远困于寒冬。那份对“有余”的期盼，终究照进了我家。后来，家乡开发旅游，父亲不再砌墙，转当观光车司机。他握着方向盘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像那条盼来的鲤鱼，在岁月中游出了“跃龙门”的姿态。闲时他种青脆李，果子卖给游客，手头渐有积蓄，笑容也日益舒展，终于过上了“有余”的生活。

如今，我们三姊妹皆已长大，各自有了工作与家庭。我也成了母亲，每年备年货时，总会特意选一条鲜活的鲤鱼。处理鱼时，我会问女儿是否要单独留下鱼尾。她先是歪头疑惑，待我讲起那个无鱼的年末、那条用种子钱换来的鲤鱼，便恍然大悟，认真点头。小手接过鱼尾，踮脚在厨房墙面上贴好，小声念叨：“年年有余，我们家日子会越来越好！”望着女儿认真的模样和眼里的光，我仿佛又回到那个任性的冬天，看见父亲踏霜寻舅的背影、他结痂的手掌、灶台边沉默的夜，也闻见了那条鲤鱼的鲜香。

我知道，藏在鱼香里的父爱与期许，已成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在这底色之上，我也正一笔一画，续写着这份爱与期盼的传递，让岁岁年年，鱼香不散，余暖长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