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朱惠方在实验室观察木材标本 资料图片

□杨铧

朱惠方，中国木材科学的先驱和开拓者。抗战时期，他深入雅安林区，为大渡河、青衣江流域的森林开发与利用奔走呼号，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科学遗产。

国难当头，寄望川康森林

朱惠方生于江苏丹阳一个破产小商人家庭。他早年留学德国、奥地利，掌握了广博的森林利用学知识。1927年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北平大学、金陵大学，曾任金陵大学森林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陵大学西迁四川。朱惠方舍下父母妻儿，承担起迁校重任，带领师生将175箱仪器标本从南京辗转运至成都。在华西坝简陋的校舍里，他依着昏暗的灯光，写下了《四川森林问题之重要及发展》。他在文中疾呼：“现在中华民族已濒最危关头，救亡图存端赖长期抗战。而抗战之条件，必须具备国防与经济二项以为基础，森林为经济建设之重要资源，无论工业原料、交通器材，国不可一日无森林也。”

朱惠方认为，川康森林面积仅次于东北林区，是著名的原生森林，林区降雨丰沛、水系发达，可利用天然河流水运，开发价值巨大。他在《川康森林与抗战建国》一文中指出，森林可用于军用器材（包括飞机、枪托、火药）、国防交通建设（枕木、船舰、电杆、木炭等），还可举办木材工业以发展西南经济。他特别提到雅安所在的青衣江流域——天全、宝兴、荥经等县森林资源丰富，水运便捷；大渡河流域的汉源、石棉等地针阔叶林木也极具价值。

“川康森林，不仅是川康紧要问题，中国前途的幸福亦系于此。”朱惠方对开发西南后方森林以巩固抗战基地寄予厚望。

跋山涉水，查勘大渡河沿岸

朱惠方不仅是理论家，更是行动者。他多次带队深入一线考察，完成了《东三省之森林概况》等报告。1938年9月，应成都商界人士之邀，他率考察组深入大渡河沿岸的汉源、越嶲（主要为今石棉县区域）、泸定等县，以大渡河为中心，东起汉源羊脑山，西迄泸定雨洒坪，对地势、植物生态、森林变迁进行系统调查。

考察区域地处川康边地，当时地方势力复杂。当地有赖执中、羊仁安等实力人物，拥有武装和产业。朱惠方通过中间人引荐，获得考察许可。对方也希望借机摸清资源家底，因此给予了一定保障。

考察地多为未开发的原始林区，山路崎岖，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当地居民以藏、彝民族为主，沟通困难。朱惠方身体瘦弱，戴着一副眼镜，却不怕辛苦，与队员樊庆生、朱辑雨等人肩挑背扛生活用品和测量仪器，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他们不时在滔滔江水之上，踏着旧木材搭成的索桥，或蜷缩在藤筐里靠绳索溜过江面。一路走，一路观测记录海拔、气候、交通、水运条件、植被与树种构成、林相、蓄积量，绘制地图和图表。夜晚在帐篷或临时住处里，就着油灯整理标本和资料。

历时一个多月的考察结束后，朱惠方一行人原计划到天全、宝兴现场勘查，但因组员疲惫不堪、多人抱病，只考察了天全一处林区便折返成都。他对未能亲赴宝兴深感遗憾——此前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和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宝兴的重要发现。为弥补遗憾，次年8月，他安排得意门生吴中伦利用暑期深入天全、芦山、宝兴考察森林，并指导吴中伦撰写《青衣江流域之森林》，刊载于他主编的《中国森林丛著》中。

科学报告，为开发奠基

1939年4月，金陵大学森林系刊印了朱惠方的考察报告《大渡河上游森林概况及其开发之刍议》。该报告拟定了大渡河上游林区经营开发大纲，对森林整治经营、木材采运方法与工具、森林管理机构、人员编制、投资概算等作了详细规划。报告提出，在石棉县境内的王岗坪、大洪山及九龙县洪坝各建一个林场，在石棉县安顺场建立锯木厂和研究室。

1940年5月，金陵大学森林系又刊印了他的《西康洪坝之森林》。报告提出利用松林河水力建发电站，在安顺场东建纸浆厂，采伐于洪坝的林木经大小雨沟、松林河、大渡河水运至安顺场，此处毗邻乐西公路，可用汽车运输成品，也可继续利用大渡河水运原木。

朱惠方在报告中还附上了当地实力人物羊仁安发布的禁止采伐命令：“所有河道各地森林奉命保存，凡有砍取柴薪只能剔取枝叶，不得任意砍伐，倘有私自砍伐正材，拿获送官严办不贷。”这道命令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对森林资源的管控意识。

有趣的是，羊仁安、赖执中只准老百姓砍柴，不准伐取正材。然而1939年至1941年，国民政府修建乐西公路时，两人担任督修职务，借机采伐王岗坪、大洪山及洪坝的森林，将木材高价卖给施工单位用于公路和大渡河铁索吊桥建设。

尽管地方势力从中牟利，但朱惠方开发利用大渡河、青衣江森林的规划逐步被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接受并部分采纳。

据《雅安地区林业志》记载：1939年10月，西康省属雅安模范林场成立，后迁天全县，更名为西康省立天全林场，管辖天全、宝兴天然林区。1942年7月，农林部青衣江流域国有林管理处成立，处址天全县，管辖天全、芦山、宝兴、荥经、雅安等县天然林区。1944年，西康省立天全林场并入大渡河流域国有林管理处，处址设在汉源富林。

心系边茶，建言振兴产业

朱惠方对雅安的关注不止于森林。1939年初，他在乐山看到青衣江上有很多运送半成品茶叶的竹筏。打听得知，雅安本土茶园面积减少，边茶生产企业鲜叶不足，不得不远从乐山等地购买原料，耗时耗力、成本增加，产品质量也难以保证。

当时，雅安是南路边茶的生产中心，边茶主要销往康藏地区。但受制于“引岸制”（纳税后须到指定地点采购、运至指定地点销售，不得转运别处）和本土原料有限，雅安边茶企业生产成本高、税负重，与印度茶竞争乏力。朱惠方在《四川全省茶业之鸟瞰》中呼吁废除“引岸制”，放开生产销售限制，降低税收，提倡雅安等地增加茶园面积，拓宽边茶在康藏地区的销售，增强内地与西藏的经济联系。

他认为，蒙顶山的产茶历史悠久、质量上乘，雅安、荥经、天全等县所产边茶主要销往康藏地区，雅安作为南路边茶生产中心的地位不容忽视。

朱惠方的多项考察报告对雅安境内社会经济、森林资源进行了详细记录，对森林种类、面积、地理位置、海拔、生长状况以及可开发程度、经营保护方法等均有精细描述。这些资料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也为今天合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提供了历史参照。

在抗战烽火中，朱惠方用双脚丈量了大渡河和青衣江的崇山峻岭，用科学报告为川康森林开发奠定了基石。他的远见与实干，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