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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禧
近日翻看曾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乡村哲学家”的刘亮程的最新作品《大地上的家乡》,读到他说“每个人的家乡都在累累尘埃中,需要我们去找寻、认领”“那个草木和尘土中的家乡,那个白天黑夜中的家乡,被我从大地上拎起来,挂在了云朵上,那是我用文字供奉在云端的家乡”时,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想到了那个让我接受了五年文化启蒙与浸染的村小。我也想把它从记忆中拎出来,用它所赋予我的工具,用文字供奉其在云端。
当时,朴实的乡亲们非常敬重读书人,村小在乡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每天随着校长敲响那半块被一根铁丝吊在门廊下的犁铧,发出干涩的上课钟声后,不同年级、班级学童的朗读声,不同课程不同老师的授课声,便交织混杂,顿时充斥在乡村小学的周围。只要这些声音响起,乡村便似乎没有了其他声响。连那些平日喜欢狂吠的土狗,好像也知道不能打扰学校上课一样,噤了声。这种场景虽没有“琅琅诵声穿林樾,惊起沙鸥掠水飞”的诗意,但“学堂晨读惊飞鸟,稚子清音绕画梁”的画面感还是有的。就是这些关于村小的设施、孩童的喧闹、教师的严肃,镌刻于脑,铭记于心,多少次魂牵梦萦,已成为浓厚家乡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所村小其实就在我家的正对面,直线距离不超过两百米。学校上下课的钟声、孩子们读书的声音、老师大声训斥学生的声音,在家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但由于中间隔了一条小河,上学、放学还得过桥。记忆中的小学名称叫红风小学,后来多次变更,现在似乎叫张湾小学。前几年寒假回家时隔着围墙旁观了一下,校舍重修了,一栋精致的两层小楼,但占地面积似乎缩小了。寒假学校关门,没有学生在内活动,看上去有些萧条。
小时候上学时,村小还不叫学校,大家都习惯称为“庙陵”,说是到庙陵去上学或上学堂。其实,就是村里当时为了办学,把村里的一座大庙改建成了学校。学校虽然很简陋,但很有庄严感。到校需要经过一大块平地(操场),然后拾级而上,穿过一个小庭院,再上十来级台阶,才能到达大庙正殿进入教室。正殿过去可能是摆放塑像的地方,已经清除,地面全部由平滑的石板铺成,是教室的通道。左右两边的偏殿和后殿的所有房间都是教室。正殿外的右边是一栋两层木结构的厢房,那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和居室。厢房背后就是十多米高的悬崖,悬崖底部就是全村人的公共水井,也是学生们课间休息时下去喝水的地方。教室里的课桌由学校统一提供,也不知是哪个时代留下来的,桌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刻痕,很有历史的厚重感。至于学生们的凳子就五花八门,各种样式、各种颜色,新旧程度、高低、宽窄都不一样,那是学生们从各家各户搬去的:周一上学搬到学校,周六放学搬回家。一张凳子坐两人,两人轮流带凳子;也有家里没有多余凳子或路途较远的,其座位就由老师协调。大庙年久失修,全木质结构,立体通风,夏天凉爽,冬天悲催。外面冰天雪地,白茫茫一大片,而阵阵寒风裹挟着雪花,偏要挤到教室里来,看看师生们的上课情况,摸摸师生们单薄的衣裳。
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村小,当时承担了周边十多个生产队(包括周边接壤县、乡村)的儿童启蒙教育任务。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一个年级都不落。每个班三十人左右,全校师生规模估计不超过一百七十人。分班上课,主课似乎只有语文、算术,其他的就是政治、军体、唱歌和劳动课。至于唱歌和后面随着年级不同而开设的图画、写字等课程,那就要看当时是否有老师可以教了。
“堂上悉心训蒙童,田园四季勤耕种;一支粉笔绘丹青,身教不言俱称颂。”说到村小的办学条件,不能不涉及它的师资和教学,也很有特色。当时学校的师资构成应该主要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承担的教学课程似乎也不确定,基本上是全科教师。老师们大都是乡里乡亲,相互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校上课时就是老师,放学回家一样挑水、担粪、除草、翻地、犁田、插秧、收割。所以,老师上课时都知道课堂上认真的、不认真的都是谁家孩子,要求较为严格。孩子们也不太敢调皮,一旦犯错,有的老师本身就是孩子的亲属或亲戚,立即就会代行家长职责,直接惩罚;有的则会在见到家长时,告知学生犯错情况,家长回家立即惩罚。那时的家长似乎都不护短,都希望老师们从严要求,没有发生过孩子在校受惩罚后家长跑到学校吵闹的情况。更多的是每天放学回家的晚上,间或听到村子里有父母的责骂和儿童的哭声,那就是某个学生在校犯错后回家接受惩罚的场景“无线直播”。村小教学把家校共育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其针对性、实效性、时效性绝对是今天的现代教育难以企及的。
村小周边家庭,一般情况下教师们是不进行家访的,但这些家庭中稍富裕一点的,在年底杀猪时,还是要请孩子的老师到家里吃一餐,表示感谢。老师们家访一般只针对那些住在两边山坡上较远的人家,尤其是有调皮孩子的人家。有一段时间,学校的教师除了本地人外,还有知青。记得有一个知青男教师,在我五年级的时候还在给我们上语文课,后来他回到了县城师范学校担任了体育教师。虽然老师们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一半是农民一半是教师的身份,并不影响他们在教学上的认真和执着。在这种家校共育、师生同向的努力下,这个简陋的村小在当时全公社(乡)进行的历次统考中,一直名列前茅,绝对碾压其他小学。好几个老师因为教学好、班级成绩优秀而调到公社(乡)中学任教,其中一位后来还担任了公社(乡)中学的校长。
当然,办学条件的局促也决定了它产出的有限性。比如当初完成了小学启蒙、走出了那个地方的我,直到现在临近退休之年,单位同事们还经常笑话我在部分文字上的发音,如“钱”与“情”的发音——那正是当年拼音学习留下的后遗症,我的拼音学习肯定不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村小,在它的启蒙、浸染和悉心哺育下,从那里走出了很多干部、教师等人才。直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张湾村的小学为张湾人走出张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个地方有一所学校,对于一个地方的民风、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而言,简直是天大的幸事。不管它的办学条件、师资、教学怎样,至少它解决了当地人的识字问题,开启了儿童们向往知识、向往文明的通道。如果没有这些村小,没有那些民办教师的努力和悉心付出,那个时代出生的人中,有多少人能够完整写出自己的名字,能够熟练地计算各种投入与效益,能够用笔书写出对故乡的情感和眷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尽管这些村小在新的时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大多已经凋零,甚至废弃,但它们当初让一代又一代农家子弟接受文化启蒙教育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那些农家子弟的记忆中,镶嵌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