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慧

从谷种进入温室育苗的那一刻起，秧母田的耕作便被提上了日程。父亲在温室值守结束后，便着手耕耙起秧母田。

春水潺潺，欢快地流过开满油菜花的田间沟渠，顺着田坎的缺口，涌进秧母田。我家那头壮硕的黄牛拉着犁头走在前方，父亲则轻轻扶着犁头手把跟在后面。无需刻意牵引，也不必大声吆喝，黄牛温顺地来回走动，油黑的泥土便被翻了一遍。之后，犁头换成耙子，黄牛拖着耙子在田间来回穿梭，又绕了几个圈，长条状的泥块便全被耙成了细末。

第二天清晨，田里的水已然澄清，整个秧母田平整得如同镜子一般。早就准备好的尼龙绳，两头分别系在一根竹竿的三分之一处，缠绕、合拢后做成“标杆”备用。再用“标杆”量出约一米五的宽度，将竹竿插入泥浆之中，绳子便绷直在田间水面上。随后，两人下田，各自面向自己插下的竹竿，双手伸进尼龙绳下方的泥土，用力往两边刨土，边刨边退。等两人相遇时，一条壕沟便打通了。如此重复几番，那如镜的水田就被切割成了十几个长方块，这些方块便是秧苗的苗床，村里人都叫它“箱箱”，类似菜畦。

接下来，擀泥板登场。父亲从母亲手中接过擀泥板，右手持板，从箱箱边缘向上连推带抹，箱箱瞬间便有了棱角。接着左右擀弄，箱箱的表面逐渐变得平滑，如同刚刚抹平的混凝土地面，映着水光，甚至能照出人影。母亲在一旁不停地指挥着：“这里再来一点，高了、矮了，填一点……”

父亲从温室里抬出秧盘，在田埂上依次排开。母亲拿出一个大瓷盘，右手揪住秧盘一角的秧苗，朝里斜着一拉，随即顺势往上一提，只听“嚓”的一声，秧苗便被连根拔起。母亲揪着嫩叶，轻轻杵进瓷盘，然后双脚迈进秧田，把瓷盘放在第一畦箱箱的中间。父母分别站在箱箱的两边，开始栽秧苗。

母亲个子不高，脚插进壕沟，小腿完全没入泥浆，裤管随时都可能被水打湿。她左手握着一把秧苗，手肘抵在膝盖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秧苗的谷子与苗梗相接之处，靠近箱面时，食指微缩，拇指轻推，柔软的箱面便被抵出一个椭圆，秧苗就斜倚在椭圆的边缘。接着，在离第一个椭圆三四厘米远的地方，再次重复操作，箱面上便出现了整齐的椭圆印迹，一根根秧苗就这样被稳稳地栽在箱面上，一排排秧苗整整齐齐，就像排队做操的小学生。

不一会儿，邻居们都来了。有的自带瓷盘，有的带着独脚板凳，还有的阔气地穿着高筒水鞋。他们有的挨着父母那一箱安，有的另起一箱。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话题从《霍元甲》到《封神榜》，再到抱怨“狗皮膏药”太多，热闹非凡。父亲见状，主动申请回家帮忙做饭。

栽秧子吃猪头肉，似乎是村里约定俗成的规矩，那时几乎家家如此。饭菜端上桌，有豆皮炒猪头肉、凉拌猪耳朵、大白豆和海带炖猪蹄、油炸花生米、油炸猫耳朵（虾片）等，好多都是平时只有酒席上才有的食材。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栽秧子就像是又一次过年。

吃完午饭，大家各自散去。有的回家做家务，更多的人则是去帮另一家栽秧苗。就这样，一家接着一家，尽管天气还很冷，田里的水依旧刺骨，但整个村子的小秧苗在一周之内便都能栽完。

在这片田园间，移栽小秧的日子里，满是辛勤的劳作、质朴的人情和温暖的烟火气，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乡村生活中一段难忘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