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刚

在记忆的深处，有一栋全木结构的房子，静静地立在通往县城的路旁。沿着这条路翻越一座山，村小就建在山脚下靠近溪头沟的一处平台上。平台之下，是一溜陡峭笔直的石梯步，拾级而上，便能看到村小宽阔的操场，以及静立在坝子尽头的校舍。气喘吁吁爬上石梯的那一刻，就像溺水者探出水面，望见波涛般的屋顶和近在咫尺的校舍，满心都是新奇与期待。

走进村小，便能发现这校舍格局独特。它由三间屋子组成，呈一字型排列。我家的房子也是三间，但不知为何，校舍给人的感觉比我家老屋要宽敞许多。这种感觉，在我第一次挎着书包走进教室时就格外强烈。

我们的教室在最右侧那间。教室的木墙壁刚修缮不久，大部分木板呈淡黄色，其间夹杂着几块近乎白色的新木板。初入教室的我，满心好奇与兴奋，刚找到座位，连书包都没来得及放下，就跑去隔壁找读五年级的表姐。这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教室中间应该有一堵墙，就如同表姐所在的教室，以及我家老屋一样，被隔成前后两个小间。前面那一小间是即将毕业的五年级教室，后面则是老师们的办公室。

我站在两间屋子之间的门洞前，抬眼望向后面那间小屋。尽管最靠后的墙上开了一扇木格子窗户，但屋里依旧昏暗。高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前低头批改作业，靠右的墙上挂着一张人物画像。画像因年代久远，白色泛黄，黑色泛白，人物面容已模糊不清，四角还微微卷边。因为高老师在，我没敢多停留，便匆匆跑出了表姐的教室。

最左侧那间同样是教室，和我们的教室一样，中间的墙壁或是被取掉了，或是压根儿就没安装过，看起来比表姐所在的教室宽敞不少。我从表姐教室门口出来时，扭头便透过旁边教室敞开的门，看到了背对门口坐着的老师，以及正排队领取新课本的同学们。

那是一年级下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课本，也第一次走进村小的教室。半年多前村小开学时，学校负责人高老师找到我父亲，说村上对学校的维护工作尚未完成，由于我家离村小很近，打算借我家堂屋安排一个班上课。父亲询问是几年级，得知是一年级后，想了想便答应了，但提出让我“插班陪读”的条件。那时我还没到上学年龄，父亲是想让我先跟着体验一下，如果合适，就正式入学读书。高老师考虑后同意了。只是新生课本是按早先上报的名单从乡中心校领取的，我没报名，所以没有课本。在父亲看来，没有课本也无妨，只要能跟着写写画画就行，总比游手好闲强。父亲曾做过几年生产队长，深知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到了报下学期学生名单时，高老师主动把我的名字写了进去。新学期开学，我便顺利来到村小，还领到了自己的书本，不再是“插班陪读生”。

村小的校舍只有三间，教室也仅有三间，却要容纳五个班级，于是采用“混读”的方式。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五年级被安排在中间的半间小屋，其余四个年级则一与三、二与四分别共用左右两间教室。每个年级上一堂课，不上课的年级就写作业或复习。在村小的四年半时光里，我从右侧教室开始，又回到右侧教室，最后坐到了中间那间小屋。

村小的老师总共有三位，每位老师都同时教授不同年级的多门课程。高老师我早就认识，另外两位老师是夫妻，一位姓杨，另一位也姓高。上学放学的路上遇到他们时，他们会微笑着让我像没上学时那样叫他们叔叔、孃孃，但自从在我家堂屋做“插班陪读生”起，我就习惯叫他们老师，再改口实在觉得别扭，怎么也叫不出口。在我家堂屋上课时，高老师一人教语文和算数，到了村小，他和杨老师一人负责一门课程。

操场左侧立着一根碗口粗的圆木桩，木桩上端擎着的正方形木板上支着圆形铁框，那便是村小的篮球架。开学时，篮筐上还挂着红白相间的篮网，可没过多久，部分篮网就脱钩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篮网干脆全部脱落。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影响同学们对篮球的热爱。一下课，高年级的同学便呼喊着，争先恐后地从老师办公室抱来篮球，围着篮筐飞奔起来。更多同学只能在一旁围观，不时喊着谁传球、谁投篮，伴随着进球时的欢呼声或未进时的叹息声。操场除去篮球架和围观人群占据的地方，剩下的一半成了跳绳、斗鸡、扔沙包，以及无所事事者的天地。我个头矮小，既不会打篮球，也不太喜欢看，玩斗鸡又总是站立不稳，没斗几下就双脚着地落败，后来便跟着表姐她们一起跳沙包。表姐们在地上画出方格子，看她们玩了几遍后，我就掌握了玩法。跳沙包既有竞争，又避免了激烈的身体碰撞，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从走进教室第一天起，我就和大个子同桌。他读三年级，个头比我大很多，实际年龄至少是我的一倍，嘴唇上下黑乎乎的，说话声音低沉沙哑。在操场上玩耍时，他总是一个人远远看着。有一天上课，他坐在座位上扯了几张纸，低下头在课桌下不停地折叠。他的肘关节不时撞到我的肋部，我扭头看去，只见纸片上歪歪斜斜写着一个女生的名字。他一次次把名字折叠覆盖，又一次次打开，后来似乎觉得无趣，便把纸撕碎，靠在课桌上哭了起来。教室里的同学都听到了哭声，却不知道声音从何而来，一个个好奇地四处张望。杨老师站在讲台上也听到了。他板书完转身时，顺手将粉笔扔向大个子，可粉笔却划过一道抛物线，落在我面前的书桌上，又滚落到我怀里，只在桌上留下一个若有若无的白点。

如果把村小看作一个舞台，它大致可以分为动态和静态两个部分。动态部分主要来自老师和学生。高老师最初是民办教师，后来转正，一直工作到退休。他曾破例让我“插班陪读”，给了我走进校园的机会。杨老师当过兵，退伍后成为村小的代课教师，我升入初中后不久，他便不再代课，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杨老师的夫人高老师也是代课教师，负责另外两个班级，村小合并到乡中心校后，她也结束了代课生涯。我到县城医院上班后，高老师来找我看过几次病，都是膝关节、肘关节的慢性病，是长期劳累所致。看过几次后，他便没再来，或许是觉得治疗效果不佳，又或许是另寻他医了。如今，他们常常站在进出溪头沟必经路旁的院坝里，头发已见斑白，或是闲聊，或是做些轻松的小农活，曾经站在讲台上的意气风发已消失不见。

大个子哭后的第二年就辍学了，几年后和同村姑娘结了婚，现在已是两个孙子的爷爷。有时我们在路上相遇，他怀里抱着一个孙子，手里牵着另一个。看到他，我总会想起曾经的同桌时光，许多同学的面孔在脑海中浮现，有些已经模糊，有些却依旧清晰，就像眼前的大个子。我忍不住笑起来，他也跟着回我一个笑容，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何而笑，也不确定他是否还记得课堂上的那一幕。

村小的静态部分也并非一成不变。村小合并到乡中心校，从此操场和校舍变得冷冷清清。老师办公室墙上的画像早已不见，教室里的桌椅板凳也不知去向。由于多年无人打理，房顶上的瓦片间漏进明亮的天光，几堵墙壁上的木板脱落或消失，只剩下几根木头柱子，顶着屋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每次路过村小，或是特意前往，看到的只有那座孤零零的房子。记忆中的村小无比高大广阔，可眼前真实的它却如此低矮逼仄，我不禁疑惑，是时间让村小变小了，还是它在记忆中不断变大？或许都有，又或许都不是。我一次次回忆村小，一次次回到这里，大概就是想留住曾经的模样，不让它在岁月中变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