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

石匠故去了，名字却活着。

石匠的房子、碓窝、水缸、磨盘都还在。我盯着石匠家的房子看，恍惚间，房檐下蜷着的身影忽然舒展开来，如破蛹般舒展到一定程度后裂开，向上下左右蔓延，将石匠的背部一分为二。裂纹不断生长，房子、碓窝、水缸和石磨都跟着裂开，裂缝敞在风里，白晃晃、黑洞洞的。似蛹生蛾一般，从裂缝里飞出一只、两只、三五只蛾子，聚成薄薄的群落，这群落汇聚成我记忆中石匠黑胖的身影。那群飞舞的蛾子如同石匠的名字，怎么也散不去，就像矮胖卷发的石匠在我成长中挥之不去的印记。

石匠的名字凝视着我，默不作声，像打量稀客，蜷在屋檐下如歪头鸡般听着动静。见我走来，这名字似要蠕动着招呼我，却在即将立直的瞬间，支撑它的“透明骨头”仿佛突然断裂，又重重跌坐回去。久未动弹的骨节发出错位归位的卯榫声，在寂静的院坝里炸响，噼噼啪啪地弹射着黑色籽实。这声响具象化地落在指甲花荚实上，指甲花草瞬间炸开，细碎的黑籽尚未落地便化作蛾子，越飞越小，越飞越黑。“石匠”这个在乡亲口中辗转了二十余年的名字，如今像冰冷錾子上的锈痕，虚虚袅袅地浮在房屋四周。

石匠家的指甲花开得肆意，无人打理却野气蓬勃，花气竟盖过了人气。冬瓜藤从菜地向院子蔓延，高擎的叶伞将整个院子铺成绿色，瓜叶亭亭，仿佛蓄着一汪绿水。冬瓜半隐在叶丛中，滚圆敦厚，敷着一层灰白的冷霜，冷霜下透着暗绿的瓜皮。瓜须昂首向屋檐下的水缸攀爬。石匠的儿孙们早已在城市扎根，只留下石匠的名字蜷在屋檐下，守着地基、石磨、水缸、碓窝和柚子树。

鸡油黄的柚果在枝头坠着，彼此轻碰。柚果间充盈的仿佛不是柚叶的绿气，而是凄凉。树下落了一圈果子，围着高树铺成金黄的圆。石匠家的柚果落了，落了便落了，无人收拾，无人在意，仿佛这柚子生来只为落地，只为让柚枝腾空，待来年打苞、开花、结果，将岁月重复一遍。

好多年来，柚果自生自落，而这回柚树竟倒了。它连根拔起，没有蛀虫，没有糟朽，活生生地倒了，仿佛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推倒。出村的方向正对着倾跌的树根，那条路似乎带着吞吐村人的力量，在摇撼扳倒柚树后，任柚果在地上慌乱地滚。

村口的红豆杉已结籽实，豆粒般大小，红瓤裹着黑核，颗颗饱满。红豆杉叶子细密，如绿篦子般对排，其间一咕嘟一咕嘟的红亮肉果，在风中摇曳，似要把风染成红色。

离红豆杉一箭之遥，曾有一株白果树。它被移走后，留下炮弹坑似的伤口，未回填的泥土如张开的嘴，向人间讨要着什么。白果树像牲口般被捆缚着运到没有大山河流的地方，挂着“盐水袋”，钉着支撑板，剥光树皮站在车流中。它在没有乡音的地方沉默着，欲言又止。

村子空了。天空高旷如揭开的盖。寂静放大了鸡啼，一啼一顿的鸣声如石子投湖，一圈圈波纹在空气中颤漾，向远方推去。

事实上，石匠并不会石匠活儿。因他父亲是真正的石匠，他一出生，“石匠”这个小名就如影子般坠在身后。补鞋匠的儿子叫皮匠，风水先生的儿子叫杠神，刀儿匠的娃被喊杀猪崽——乡邻们总这样称呼手艺人的后代。“石匠”既是人名，也是代号，喊着喊着，小名便盖过了学名。这名字如影随形，他跑，影子也跑，只是慢他几步。我们喊他时，他从不回头，我们便如幼犬般追随，绕过坝头、房墟、稻田、藕塘和茂密的竹林，惊散竹林边晒太阳、刨浮土的鸡群。

“石匠。”我轻唤他的名字。刹那间，指甲草的籽粒回弹入花荚，蛾子群聚拢飞回裂缝。裂缝合拢，碓窝完好如初，水缸空着，石磨空着，檐下也空着。

风雨啃缺了偏房的瓦檐与墙皮，只剩一架疮痍似的骨架。好在房子仍立着，只要房子在，名字就有栖身之处，仿佛石匠还在屋里进进出出——他举着细长竹竿捅柚果，歪着身子帮父亲拉风箱，火舌高低窜动；淬火时，火花明明灭灭，在铁锤锻打下轰然四散，迸开万道金光。

石匠家旁是杀猪匠的屋子，杀猪匠的名字正抿着耳朵在墙根瞌睡，守着一套刃口钝涩的刀具。再过去是“六点”家，“六点”曾蹲在烟囱上，一脸黑灰，被风吹歪后又正了正身子蹲稳。一生孤寡的“六点”，每日只做两顿饭，上午十点、下午六点各一顿。早年，乡亲们在野地望见他家烟囱冒烟，便知该收工了。日子久了，大家不再说“黄根”如何，只道“六点”怎样——“六点去碾米了”“六点赶场了，天不亮就走了”……“六点”从黄根身上衍生，渐渐成了生活的主宰，领着他的日子在四季里挪移。这名字如秧田中的稗子，从与稻子齐平到后来居上，最终让人分不清谁是稻、谁是稗。

我挨家挨户看去，主人们都未露面，只把名字拴在房前屋后，让名字看门守家。他们把曾经滚烫的日子留给名字——这名字如透明的冰。我站在房前扫视，石匠、杀猪匠、六点、奶娃子……这些名字便骨碌碌滚到我跟前，如藤上的瓜，高矮胖瘦，老老少少。我提着心走，生怕踩扁地上乱滚的名字，或被蹲守的名字绊倒。村子里总剩下些透明的名字和没了下文的半截故事。

直到我看见一群红色的名字在黑夜里群舞，熟悉又陌生的它们如异地归来的候鸟，栖息在荒草深处。石匠的学名领头立在墓碑上，描着红漆，左下方排列着更小的学名——那些我认得的名字，曾与我同窗劳作。这些名字离泥土太近，新鲜的泥土已舔到它们的脚跟，仿佛下一刻就会咬缺一块。老人说“不中用了，泥巴埋到脖根了”——是肉身的脖颈，还是生命的界限？无人追问。名字开始被泥土吞噬，土地上便有了名字惊慌的跳动，和我的惶然。我听见名字在黑夜里张合着嘴，似要用方言诉说，却吐不出一个字。他们白藕般的脸庞、水葱似的青春，以及后来的风霜与病痛，最终都被压扁在墓碑上红色的名字里，薄薄地立着。

然而，端立的石匠学名后面，并无他的肉身。

实际上，石匠十七八岁便离开土地，将小名丢在乡下，背着学名和行囊走向远方。土地是乡亲们脱下的“农皮”，那些响彻山乡的小名是另一张“农皮”——石匠、谝嘴、牦牛、奶娃儿……这些承载过童年的小名，如旧衣般被剥下扔在土地上。失去肉身依附的名字绕村三匝，无枝可依，歪歪倒倒，只能在村子里晨昏颠倒地逡巡，偶尔被乡亲们嚼在口中，在舌齿间打几个滚又被吐出，如瓜子壳般。

离开村子的石匠常年在工地谋生，很少回乡。如今，他的学名却比肉身先回了村。

若不走到这里，我几乎想不起发生过的事。但此刻，我遇见了我的童年。

外公也懂石匠活儿，却只精于錾刻水碾子。一次，他带我到石匠家，石匠的父亲递给我一瓣剥好的柚肉，柚粒晶亮鼓胀。我一粒粒抠着吃，捏着肉粒尾巴对着太阳抛进嘴里，门牙一咬，甜水四溢，仿佛一口多汁的初冬在田野中绽放。

外公从怀里摸出几截皱巴巴的烟叶递给石匠父亲，然后将烟叶理抻展，铺在膝盖上慢慢卷裹。烟卷栽进烟斗后，“嗒”的一声，煤油打火机窜出火苗。烟头红亮，外公嘬着腮帮子吞吐烟雾，如蛤蟆鼓喉。烟雾与话头飘向房檐，袅袅断续。外公和石匠父亲将烟叶、石头、庄稼在牙缝里磨细时，我也吃完了一瓣柚瓤。

父亲说，柚子树是石匠栽的，他护命似的爱着这树。

回家时，我只顾看柚树柚果，从高处的坎上栽进玉米地。肉身下坠太快，魂没跟上，刹那间摔出两个“我”。那狠狠一摔，磕缺了我一瓣魂。外公见我摔在软土上，并不惊慌，等我哭出声才抱我起来，在原地捡了些小石子塞进我衣兜。

“石子是你吓丢的魂，得捡起来跟你走。”外公说。

“丽丽，回来哦……丽丽，回来哦……”那天，外公满山满水地喊我的小名，喊我的魂，如唤走失的羊崽。短声长声，一直喊到天黑。乡下人喊魂，便是这样满山满水地喊名字，名字一答应，魂就跟着进屋，嵌回肉身。人的魂，是靠名字养着的。名字喊得勤，人才能立稳根，长得端正。

那时，我搂着一整块鸡油黄的柚果走在外公前头，柚子圆滚滚的，坠得手沉。人小，路就显得格外长，那段回家的泥巴路，仿佛没有尽头。

后来，水泥路进村，宽阔平整，村人却把宽路踩窄了。路需要脚印养，脚印多了才显宽展，不易荒芜。人少了，脚印也少，大家只踩中间一溜儿，日子久了，路肩爬满青苔，如触角般向路中蔓延，预谋吞噬路面。我踩着窄路潜入村子，专程去寻那些看着我长大的人——我得请人喊喊我的小名，这名字蒙了太多灰，需要刨出来翻晒。

我盼着长辈们喊我的小名，那声音听着亲，像春水洇湿干土，一寸寸暖到心底。三十岁、二十岁、十岁……每次听到小名，都像有个嫩青的“我”从老旧躯壳里挣脱出来，新鲜柔软，如刚蜕壳的新蝉，裹着露水气。

我跟着脚印往住户集中的院子走，朝三婆婆家去。院里的核桃树落尽了叶子，疏朗细瘦，枝丫分明。阳光从枝杈间漏到地上、脚上。抬头望去，目光穿过枝杈刺向白云，向深蓝处伸展。树下有口浅塘，圆匾大小，常年涌水，均匀地流着，不盈不涸。井边放着一尊碓窝，四沿被磨得凹陷，成了天然的磨刀石。

院前有几级台阶，阶面刻着十字花刀，菱形格子里滋满青苔，茸茸一层，像生了绿锈。少人踏足的路，生锈总是很快。

三婆婆家是砖房黑瓦，黄漆门上贴着对联——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横批：年年有余。

对联下坐着一堆老南瓜、一排老人，和一排褪色的称呼。

“祖祖。”我先喊辈分最高的老人，她没有反应，似乎不认得我了。我拔高声音再喊，她才定住眼睛看我。旁边人提醒：“丽丽喊你呢。”

“是丽丽啊，回来啦。”老祖的话像擦火柴，在空气中亮了一下。

听到这声喊，我的小名突然动了动，身体里滚过一阵雷，仿佛另一个“我”在呼唤中被唤醒。“丽丽，丽丽……”我默念着，舌尖像含着刚灌浆的嫩麦，一咂便是一汪甜水。小名一喊，这片褪色的旧河山便鲜亮起来，旧人旧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里、那里，倏地漫山遍野，绿意盎然。

“三婆婆！”我小声喊，怕惊散荒地里栖息的老鸹。

“丽丽啊，咋也没想到是你，还以为是前几天来收猪槽水缸的呢。”三婆婆说。

“回来得少。”我端着矮凳挤入老人中间坐下。一阵轻微的躁动后，游丝般的声音飘进我耳朵——

“三队的五保户走了。”

“啥时候的事？”

“前天赶场听说的。”

“唉……”一位老人长叹，“走了好，她那病，早走早托生。”

死亡如风吹过，亡者的名字便像落叶，被风卷起又吹落。话语在老人们口中递接，阳光渐渐退到屋檐、窗户、房脊，每退一步都停顿片刻，如同他们断了又续的话头。

不知从何时起，老人们不再下地，大多时候三五人聚在墙根或核桃树下张望：望流云卷过山岗，望老鹰掠过山脊，望松鼠在核桃树间衔着果子跳跃，望村口来人——来一个，猜一个，大多能猜准，偶尔也会猜错。

望够了，便有人发出感叹，有人吐出嘘声，像簸去粮食里的秕子般，倾诉着身体的隐痛。他们常年端着“簸箕”，一遍遍地簸着疼痛的位置与细节。若某天不想谈病痛，便拣出一个名字，在口中递接，如晒粮食般翻晒。由名字到人事，如推磨般转圈，顺着磨扇的咬合，将儿女、城乡、生死等话题细细研磨，碾出整个村子的动向，溢出村子的秘密与辽阔。

更多时候，老人们只是坐着，如古老的树桩，未必有话。他们挤挨着，像柴垛里的干木柴，或许木柴之间，还存着火焰的光与热。

“石匠咋了，听说坟都修好了？”我问。

“怕是时日不多了。”

“还活着呢！”

“说是最后一口气落了就运回来。”

“好好的树倒了，树倒后没几天，就听说他在工地被石头砸了脑袋，一直没醒。”

“三婆婆，谝嘴现在做啥呢？”我打断关于死亡的话题，想知道名字主人的下落。“谝嘴早离婚了，娃娃丢给老娘，自己在外头挣钱。”

“青苗又嫁人了。”三婆婆扭身朝我伸出三根指头，“第三次了。”

月亮悬在天上，扁扁的，裹着银辉。月色清亮，仿佛一抖便能抖落满地水银。月光茂盛，泼洒在山川河流、房脊和我身上。夜冷而硬，硬得似能切片。几颗寒星亮得刺眼。

我走出院子时，天已全黑。路过白果树坑，想起被移走的树。村子里的人和事如季风般穿过它的树冠，也穿过我的身体与思想。白果树是否会想起这个村子？

离开村子的这些年，我的小名埋怨我将她丢在乡下。如今，我在城市的阳光下站着，学名与我并肩。起初，别人喊学名时，我总不习惯，就像听惯了“洋芋”，突然听到“马铃薯”会发愣。以“马铃薯”身份活着的我，像丢了魂，皱巴巴地埋在没有大山乡音的地方。

石匠家的柚子树已被我甩在身后数丈远。突然，一声“咚”追上来，贴着耳膜炸开。这声响很大，像沉重柚果落地，却又不像——柚果落地的声音，村人是听不见的，即便听见也不会在意。谁会特意说“哦，柚子落了”“哦，又落了一个”？就像一根干枝断了，断了便断了，无人嘀咕，至多天亮后有勤快人将其捡至路旁，给过路人让道。

这“咚”声遥远，像柚果落地，又像某人走着走着突然栽倒，更像一声沉重的叹息。它溅起一串狗叫，冰锥般的犬吠刺破黑夜，咬断了其他声音，混沌的夜仿佛被劈开。没了细碎声响的支撑，夜轰然坍塌，沉入寂静的水底，沉入更深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