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的微光
□ 白兰裳
读到《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剪掉虾脚和须时,虾直抽抽,她便把虾扔了,跑出厨房,跟钱钟书先生说以后不吃虾了。钱钟书先生说虾不会像我们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钱先生要吃,杨先生自然会做。想想这画面都是溢满笑容的幸福。夫妻之间,这样的画面很美,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文化大革命”时期,钱瑗先贴出大字报和父母“划清界限”,然后一言不发,依偎在母亲身边,给妈妈做睡衣,给爸爸剥爱吃的夹心糖,把糖一颗颗剥去糖纸,装进瓶里,再把糖纸整整齐齐叠在一起,藏在书包里。看这一段时,我的眼睛湿润了,父母子女团聚该是自然而然,而在那特殊的年月里,爱都无法好好给予。而今,行天伦之乐那么容易,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老了、病了,而儿女不在身边呢?我的心被什么刺痛,父母在尚知来处,行孝当趁早,因为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会先来临。
在那艰苦的年月里,钱钟书和杨绛要么租住在国外,要么蜗居在公婆家,要么跻身在拥挤的办公楼,前半生韶华已逝,方搬入三里河寓所。然而1997年春,钱瑗去世。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以前当作“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现在好多年轻人没有房是不肯结婚的,其实房子不是家,我有些担忧,嫁给冷冰冰房子的女孩子们,幸福吗?我宁愿有人陪我立黄昏,有人问我粥可温。嫁给爱情吧,希望越来越多的女子可以勇敢地说,面包我有,给我爱情就好。
杨绛先生说她的一生最大的成就是钱瑗,我从《我们仨》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说女儿识字、看书、工作都是那么欢喜,可是天妒英才,钱瑗去世时不到60岁。至亲永别,剩下的时光那么漫长,漫长得只能用回忆一点点填满。如今,他们一家在天堂重聚了。
生是偶然,死是必然,生与死之间的那段距离我们能做些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我天生愚笨,活了30多岁,相逢则喜悦,离别则神伤,但是,幸好至亲犹在,我还可以拂去一身疲惫安然依偎。洗碗、扫地、打理花花草草,彼此陪伴散步,尽量一起共进一日三餐。我能安然入睡,醒来他们还在身边。偶尔邀三朋四友郊游,约同伴读书、写文,是不是刚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