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来信
□刘乾能
每到下午五时，身体虽然还在进行着队列动作，但心早已飞到了训练场入口。五点钟，骑着三轮摩托车的团部通信员会准时出现在训练场。每当这个时候，排长便会下达“原地休息”的命令。说是原地休息，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大家蜂拥而上，把通信员团团围住。“张兵”“高强”……念到名字的战友便从他手中接过信件，一阵小跑冲到白杨树下，急不可耐地读起来。
每周六，新兵连要举行家信朗读。听着那些语言流畅、词句优美的家信，我便期盼着，有一天班长能当着全班战友的面念我收到的家信。然而，这样的机会却一直没有轮到我。因为我收到的每封家信，都是只有上过两年私塾的父亲写来的。废弃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半页纸，横七竖八地写着几行字，也不外乎家里的牛儿长大了，油菜开花了。通篇读完，找不到一句鼓励的话。那段时间，我常埋怨父亲。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部，成为警卫排的一名战士。和新兵连艰苦而枯燥的训练相比，警卫排的生活便显得十分轻松。在给父亲的信中，我一句也没提自己在警卫排的日常，倒是给父亲描述了北方军营的冬天有多么单调而乏味。白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夜晚的寒风刮过，在树尖发出“呜呜”的鸣叫；半夜站完一个半小时的岗回到宿舍，满脸灰尘；每天餐桌上，总是萝卜土豆白菜“老三样”……我希望父亲能从我的字里行间读出些什么。
那段时间，我每隔半个月，会准时收到父亲的来信。信里，父亲照例会写家里的日常。齐头山修了一条上山的机耕道，弯刀石的大水凼填平了，新修了一座石拱桥……与其他战友家信中父亲再三叮嘱要建功边防立业受奖之类的话语，仿佛与我毫不沾边。我一边应付给父亲写信，一边复习，一心想着考军校。
第二年秋，看着参加考试的战友一个个领到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打起背包到军校报到，而我却一直在焦虑中等待。九月初的一天，团干部告诉我，说我的档案之前的确被某陆军学院提走，但不知什么原因被退了回来。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一周后，我接到父亲的信。这次，父亲没有再给我写家里的琐事，在信中写了他参加红军的事。1935年10月，15岁的父亲瞒着爷爷奶奶，从沙漩老屋出走，跟随红军北上。在翻雪山、过草地、攻克腊子口后，被编入西路军到达甘肃南部。由于身患重病，父亲最终在甘肃西和县陈山村落脚。这期间，父亲究竟还经历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小时候他偶尔会从一只掉了漆的木箱里拿出一把带鞘的匕首，用一块抹布仔细擦拭。有时候，父亲也会和我们聊到过去，我因此知道了我的祖籍原来在四川天全，也知道了父亲当年随红军北上因病留落他乡，待他病愈康复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没能跟随红军继续征战，成了父亲最大的遗憾，他因此而变得沉默寡言。
信中，父亲写到他怎样拽着马尾巴翻雪山，怎样啃草根嚼皮带过草地，怎样在激战腊子口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追赶大部队，怎样看管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军马，又怎样在脚上的冻疮溃烂无法行走时与战友依依话别。后面接连而到的几封信，父亲把自己如何接受当地组织部门的调查并被确认为中共党员，如何担任陈家山生产队长、仓库保管员、公社炊事员，又因为什么最终选择回村务农的事，一一作了大致描述。读着父亲用繁简夹杂的汉字写来的信，我分明感受到他因为没能坚持到长征胜利的遗憾，这甚至成了父亲终身的隐痛。在西和县生活了四十四年后，父亲拖着我们全家搬迁回到四川天全。
父亲通过一封封平凡的家信，陆续向我讲述家乡的变化。我知道了川藏公路在始阳三角桩改线后，不再翻越梅子坡，而是在三角桩那新修了一座石拱桥，路从我家门前的梨树林穿过，去县城的距离因此比之前少了整整三公里；知道了父亲和刘元和一起管生产队磨面打米机房；知道了和源公社改为和源乡了……因为父亲的信，家乡始终仿佛就在眼前。
塞北驻守三年后的春节，我休假探亲。还没到目的地，我老远就看到三哥陪着父亲，已经站在路旁，焦急地向我这边眺望。见到身着军装的我，父亲先是开心一笑，随即低下头，要帮我拿行李。我自然不肯，他便默默跟在我身后，一言不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门前菜园地的乱石堆有一座坟茔，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我参军走后不到三个月，母亲因为一场车祸不幸去世。三哥说，“本想给你说的，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怕你们分心。”
听到这里，我几步奔向母亲的坟头，趴在上面，大哭起来。
回到部队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业余时间，钻研电视新闻报道。入伍第四年，我被保送进军校，但因为辨色力不达标未能进入军校。第五年，随部队参与北京戒严，因为表现突出被团里提名直接提干，但因超龄3个月未能如愿。这些经历，我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父亲，信中难免悲观与失落。父亲的回信，几乎和之前的同出一辙，既没有劝解，也没有抱怨，只是和我说着沙漩的家常。只是每次在信末，父亲总忘不了加上一句，一切顺其自然。
在父亲一封又一封的家信中，我逐渐领悟到他对待生活的从容与豁达，感受到他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对党组织的信任与忠诚，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军营、建功塞外的决心。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我入伍第十年，也就是1993年。那时，我已从义务兵转为志愿兵，成为团里的一名电视新闻报道骨干。年初，我所在的部队决定举行建师六十周年庆典。我被抽调到师部，和宣传干事张强一起编辑师史专题片。连续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按时完成编辑工作。当年9月，我破格从志愿兵转为干部。
等我高兴地穿上新军装回到沙漩，想给父亲一个惊喜时才知道，父亲已于头年春天去世。弥留之际，他叮嘱哥嫂，“丧事简办，不要告诉老四和老五，让他俩安心在部队服役。”
在哥嫂的陪同下，我来到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林地，任泪水奔腾，举起右手，对着父亲的墓碑，庄严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