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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云鹄是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的雅州知府,很多雅安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地方官员,在雅州期间,倾心为民,建树颇多,比如重修雅州武侯祠等;也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时至今日,大家仍能在雅安的周公山、蒙顶山等山上看到他的摩崖石刻,能在金凤寺等名胜看到他题写的诗碑。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黄云鹄还是一个大孝子。
跪地迎母亲
雅安民间一直流传黄云鹄的多种故事,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家还在津津乐道“黄道台”黄云鹄的事迹。1984年全国性的大型文化项目《三民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合称)的编纂工作启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省雅安地区卷》一书就是当年的成果之一,该书收录有《黄道台的传说》,共有五个故事,其中第三个故事的后半部分是这样的:
有一天,他的老娘来了,黄道台赶紧穿好朝服马褂,带起文武官员去迎接她。天下起雨来,黄云鹄见娘就下跪磕头,不停地说:“娘,你老人家路上辛苦了!”他跪在稀泥巴头,一身衣服都整脏了。
此故事的采录时间是1984年1月,采录地点是蒙山茶场,讲述者叫曾克明,记述整理者叫姚枫。
相较于该文记载的其他故事,这个故事篇幅最短,趣味性、可读性也不太强,看得出来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加工,是原汁原味的真实记录。
从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到1984年,时间已经过去了115年。其间朝代更迭,社会巨变,但人们没有忘记这位在雅州任职只有一年有余的“黄道台”。一代又一代的雅安人接续讲述“黄道台”的故事。
查黄云鹄的生平阅历会发现,黄云鹄任雅州知府期间,其母的确随他在雅州生活,从他的相关诗文可看出黄云鹄对他的母亲也的确非常的孝顺。
创作《迎春词》
黄云鹄在雅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其实,当时他还写过一个极有影响力的《迎春词》,其实就是一个小型剧本,内容是写渔、樵、农、儒四类人迎春礼时为知府唱祝词,也唱自己的幸福生活。
此剧本后来由黄云鹄的一位朋友刊刻,再后来被多个文学选本收录。民国时期,文化大师郑振铎先生将其作为珍品收藏。
从黄云鹄为此剧本写的《自序》中就能感受他的一片孝心:
予蚤承庭训,服膺儒先经世之学,后稍稍学为古文。海内知言君子,猥见推许,遂颇自喜,吐辞力避凡俗。嗣扬历部曹,日习官文书,虽碌碌,然职系焉;且利弊动关当世,每为说事文,代蹇舌,意不在文,亦无敢不文。
今出守雅州,与士民相处近一岁,渐习其风土性情,官民颇相信。思欲勤加训迪,顾言太文则难晓,太庄则难入,太陈则难动,太高远则难行,太古则听易倦;示谕则文告置之,因事公言,又苦难遍及。
会度岁事闲,念远宦无以娱太淑人,乃用方言编为春曲,自歌自舞于太淑人之前。太淑人温语曰:“不意汝能为谐俗文词如是。汝心良苦,我闻之甚乐,此间人亦必乐闻之。其急刊布无缓!”云鹄唯唯,退遂付梓。
同治九年立春后五日黄云鹄识。
由此可知,黄云鹄的《迎春词》创作于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的春节,当时本地的官员都回家过春节了,整个雅州府官衙处于闭衙状态。黄云鹄因为家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湖北蕲春,这在当时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到达,他不可能带着母亲回老家过春节,只能在雅州就地过春节。
众人皆团聚,唯我客异乡。黄云鹄想到早年寡居的母亲此时的感受,他很想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让母亲高兴。或许是受到春秋时楚国著名孝子老莱子“性至孝,年七十还常著五色斑斓衣,作婴儿戏,以娱双亲”做法的启发,春节那天,黄云鹄别出心裁,自编自导了一出戏,第一时间亲自演给母亲观看。
150多年前的那个春节,在今四川农业大学校园内的雅州府官署里上演的这出只有一个演员、一个观众的戏曲,他的母亲看后非常高兴,被儿子的一片孝心感动。
黄云鹄的母亲看完后,由自己的感受,想到了雅州其他父母的感受,因此要求儿子黄云鹄马上将此剧本刊刻,以教化雅州的所有子女,以娱乐雅州的所有父母。黄云鹄早就有借迎春礼的活动来教化雅州民众的想法,于是他便答应母亲立即刊刻。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冬,黄云鹄在《迎春词》再度刊刻时,他又补写了一段文字:
前在雅州刊此歌成,士民争相传诵。每断结一案,两造均求之,虽妇孺亦然。予与之约:“后再涉讼,先还我书,然后允理。”蜀人易感,念太夫人教鹄肫恳勤民之意,家赓户诵,遂成风气。
一个小剧本,居然产生了如此的效果,每每审理一桩官司,无论是被告、原告,还是妇女、小孩,对黄云鹄的判决都口服心服,临走时都会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希望知府大人将其《迎春词》赠送一册。
可以想见,黄云鹄在说服双方时一定是多次讲到自己的身世,讲到自己的母亲,讲到自己的《迎春词》的创作缘起和剧本的内容,这足以说明《迎春词》当年在雅州大地产生的巨大影响。
当时的主流文化并不主张百姓打官司,认为这样会家人反目,甚至倾家荡产,黄云鹄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从黄云鹄补写的这段文字中,能清楚地感受到当年雅州的百姓是多么希望拥有黄云鹄的这部《迎春词》。家家户户拿着《迎春词》吟唱诵读甚至表演的情景,可以看出这对雅州民众的影响颇大。
传递好家风
黄云鹄因在雅州时政绩突出,于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六月升任成都知府,临走之前他去游览了雅州的主山周公山,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游记《游周公山记》,游记的结尾写道:“饭讫下山,觉较去时为近。至澄清庵少息,渡河乘舆入城,天际阴云蓊郁,斜晖时隐时现。比归署,见太淑人,叙述山况,而雨暴作。越四日,黄子遂行。”
这个结尾有些特别,与大家熟知的古代其他游记的写法不太一样,专门写到向其母亲叙述山况的内容。一篇公之于众的游记,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写这个内容。但这恰恰是黄云鹄的良苦用心,他要借此宣传孝道、垂范民众,是一位尽职守责的知府在离任之前的一种特殊履职。
黄云鹄的孝心对其子黄侃产生深深的影响。黄侃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读他怀念亡妻王氏的系列诗文和悼念亡儿念楚的哀辞,句句催人泪下。
黄侃事母至孝,更是传为美谈。黄侃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山西大学、东北大学、金陵大学等大学任教授,长期在多地奔波。无论在哪里工作,他都要带着自己的母亲,并且还要带上母亲的一具棺材。他不是担心母亲客死他乡后在当地买不到棺材,而是因为这个棺材上面有其父黄云鹄亲笔题写的铭文。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搬运这么笨重的物体,在交通条件、物流运输条件不好且社会又极为动荡的民国时期,可以想见其难度。如果不是对母亲的孝敬,对父亲的敬仰,估计黄侃是不会有此举动的。
黄家代有孝子出,影响一方传百年。黄云鹄的孝心还会在今天的雅州大地长久赓续相传。 周德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