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科学探索、宗教文化
“双圣地”考察史的考察
——《熊猫山河记》序
一
邓池沟是宗教文化与科学活动合二为一之地。
邓池沟，首先是明清两代四川天主教徒的重要聚集点，而四川是明清两代乃至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教的重要区域。
明末，利类思、安文思来川活动，曾发展不少教徒。后来，受张献忠农民军的打击，部分残存的信徒被迫逃到川西的偏僻山区，多集中在天全县大川一带。这里“山路崎岖，悬崖峻峭，蚕丛汗菜，飞鸟不通。凡有命案重件，只抬来相验，令书役经理此事。地方官有四五年不到者”（《天全州志》，咸丰八年）。
随后，一些教徒迁到现今宝兴县盐井溪一带，他们先后在大川、宝兴建立起了立书堂、穆坪修院，并幸运地躲过了“禁教”期的种种困难，成为天主教在四川较为稳固的传教和培养神职人员的固定场所；另一部分则沿邛崃山、龙门山等东北行进到崇州、彭县（今彭州市）、绵竹、什邡等地，建立了彭州白鹿镇的“上书院”等传教堂。康熙年间，环境稍安定，个别教徒又从这些县份的山区搬迁到平原地带，并且延伸到了成都周围，走了一条特别的天主教中国化之路。
据不完全统计，嘉庆和道光年间，四川天主教徒人数约占全国教徒的1/4，中国籍神父约占全国的1/3，传教活动还影响到了贵州、云南、西藏等邻近省区，于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犹忆业师蔡鸿生先生多次推崇民国学者方豪先生。这位天主教学者所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特别说明了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至于同治以前，在川、滇深山幽谷中，以及偷渡到暹罗、槟榔或欧洲秘密攻读神学的圣职人员，为不让他们被埋没，本书也收了不少，这是本书的特色。”表明了四川天主教会的重要地位。
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前身称为修院或修道院，最先由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780年在今云南昭通的龙溪创办，后来迁到了四川雅安的大川、邓池沟一带。目的是培养中国西南地区天主教本地神职人员。
然而，长期以来，四川天主教会的历史活动名不彰、声不显。20世纪之初，川东教区大修院神父古洛东（Gourdon）曾经感叹道：
“考究四川圣教来历，向为余之素志。因此，凡关于开教之事力为搜集，已有年矣。惟于1886年教难突起，所有蓄积之书本遗失无余。诚为恨事！嗣后欲再继续前工，又苦无着手。数年之间，几至绝望。”
后来，古洛东依靠上海教会的支持，编撰了《圣教入川记》，概述四川的传教历史。
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研究基督教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传播史数十年，出版有《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传播史》《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20世纪50—90年代川滇黔民族地区基督教调适与发展的研究》《四川天主教史稿》《 四川基督教资料辑要》等多部专著，他指出：
遥想1996年考博的试题，有一道就是：试论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的“适应”策略，联想这些入华传教士为了“中华归主”，积极适应异文化的中华大地，以至于后来出现了“礼仪之争”，这其中，四川入教的天主教徒，作为中国人、作为异教入教者之间的两难困境，更感慨当年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贡献。
二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有这样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如“科学和宗教在历史上密不可分”“19世纪前科学和宗教没有分家”。今天看来，这些说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至少也说明了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燕妮·马克思请教历史学家维特克：“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 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特克回答了四句谚语，其中有“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儿更加娇艳”。来华传教士有不少饱学之士，他们恰如这些蜜蜂一样，本意是采蜜（传教），但在无意中传播了花粉（西方的新知识），推动了“西学东渐”。
这些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还有大量的“花粉传播”行为，这些辅助传教的“非传教行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无法忽视的角色。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和阿尔芒·戴维等人，就是从事“非传教行为”的典型代表。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658年， 南怀仁受派抵达澳门，后到陕西传教，1660年，他到北京参与了著名传教士汤若望修订历法的工作。1664年（康熙三年），因“历法之争”入狱，次年释放。1668年复被起用，掌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后任太常寺卿、通奉大夫。南怀仁是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曾经在长达五个月的一段时间里，从早到晚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天测地。
康熙皇帝后来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对欧洲传教士的宽容态度，应该说都与南怀仁不无关系。
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开教，起先也是一门心思地从事传教活动，后来成了“大西国”的“天学国师”，为张献忠造地球仪、造红夷大炮。再后来进入清廷，在清廷中负责机械制造修理工作，曾为顺治帝制造钟表，为康熙帝制作玩具、日晷、机械等“西洋奇器”，技艺精巧，连南怀仁对他们的机械制造技能也颇为赞赏。利类思在宫中任画师，但保存下来的作品只有葡使贡狮后画的《狮子图》；安文思到达北京，此后在北京度过了29年的漫长岁月，他对北京相当熟悉，这里犹如他的第二故乡，1688年安文思在巴黎出版了《中国新史》一书，书中对北京城市中轴线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阿尔芒·戴维到中国传教，其实从事的也是“科学传教”。1862年，他到中国后，最先打算办学校，培养技工人才，未果之后，他开始为巴黎历史自然博物馆收集动植物标本。为此，他在中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旅行考察，收集了大量珍稀的动植物标本，其中就包括在穆坪收集到的大熊猫、川金丝猴、珙桐（“中国鸽子花”）标本等。
阿尔芒·戴维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华北、华东、西南、西北地区。从他的行程来看，沿线的天主教堂成了他考察路上一个又一个的“驿站”，以致后来在中国考察的德国地质学者李希霍芬也羡慕不已：“戴维神父在穆坪几乎不需要四处旅行，因为众多的教徒会进山为他搜集东西。”
从1862年到1873年，阿尔芒·戴维两次到中国，在中国进行过三次旅行考察，他考察的地方很多，停留时间最长的就是在邓池沟天主教堂，他从1869年2月28日到达穆坪， 当年11月21日离开穆坪，在这里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旅行考察。与其说是“旅行考察”，倒不如说是在这里进行“蹲点考察”，邓池沟天主教堂实际上成了他收集和研究动植物的“大本营”和“科研所”。可以说，如果没有利类思、安文思当年在大川的“避难”，就不可能有大川立书堂、穆坪修院的建立，阿尔芒·戴维的旅行考察，也不可能在这里落脚，纵然大熊猫迟早会被人类发现，但发现者也自然不会是阿尔芒·戴维。
三
该书从史海中打捞“碎片”，讲述了邓池沟天主教堂的前世今生，从深幽峡谷中的教堂，管窥天主教在川传教史，让沉寂了百年的教堂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让人甚感欣慰。不仅于此，该书还从“宗教殿堂”延伸到“科学殿堂”，讲述了大熊猫从发现到保护的过程。
邓池沟天主教堂不仅是“宗教殿堂”“科学殿堂”， 还是“文化殿堂”。邓池沟天主教堂是一部天主教在川传教史，也是一部世界大熊猫文化史。
《熊猫山河记》从邓池沟天主教堂的历史入手，追根溯源，不仅理清了从都市到山乡，再从山乡重回都市的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教史，还讲述了从发现到保护，从保护再到回归的大熊猫史、大熊猫文化从发源到发祥的文化史。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今天，此书的出版发行，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王川/文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导师、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