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外国人考察的藏茶市场
——揭秘雅安茶打败印度茶的幕后故事
罗森考察路线图，标注了成都、雅州、荥经、清溪、名山、芦山、天全、泸定桥、打箭炉等地名
2023年6月25日，《彼岸的目光——西方人眼中的蒙顶山茶和川藏茶马古道》一文在本报刊发后，在社会引起了较强的反响，不少报刊和网站转载，记者先后应邀参加武汉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成都师范学院主办的茶马古道文化研讨。随后，西藏民族大学教授赵国栋给记者提供了新的采访线索，继唐古柏之后，英印政府又先后派遣了罗森、哈奇森等人到雅安专程考察茶叶生产和加工、运输和销售等情况，还出版了专著。
循着这条线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从国外购买了相关文献资料，从中发现罗森和哈奇森在雅安的考察更加全面，眼光也更加独到——
西藏茶叶消费市场究竟有多大？
1895年，一本名叫《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的小册子出现在英国人面前，作者是罗森。
罗森是谁，他是怎么到雅安考察的？目前还是一个谜。只是书中的信息告诉读者，罗森是1891年从打箭炉（康定）经由天全到了雅州（雅安）。而他是怎么到打箭炉的，书中没有交代。
罗森在书中记载：最好的茶叶产自四川西部名山县的蒙顶山之上，这座山距离西部产区城市只有15里路。山顶上有一座佛教寺庙，据说那里的僧侣们照料着只有七株茶树构成的一个小茶园，他们也是该茶园的守护者。
相传这些茶树由后汉一个叫吴理真的人种植，这些茶树每年只能生产几磅重的茶叶。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到那里监督茶叶的采摘，然后把这些茶叶作为贡品进贡到北京。一种叫“蒙茶”的茶叶盛名远播，同样也出自此山。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要得到一杯上等好茶，必须要具备两样东西“蒙顶山上茶，扬子江中水”。
为此，罗森还对这一流传甚广的著名茶联进行了考证——
“我在上海居住的时候，有机会拜访了这个城市的地方官员，向我讲述了好水对泡出好茶的重要性，他只使用扬子江中水泡茶，从来不用其他水。我问他从哪里得到这种水，他告诉我每天从镇江运来的。”
或许罗森在上海就听说了这一茶联。为此，罗森专门去了镇江考察。正巧通过一个水湾，看到许多小船驶入深水中，船员们把水桶灌满，然后返回到岸上。经过询问，他得知在水底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泉水。据说在泉水处有一块石碑，上面还有对此泉水的记载。
到了雅安，罗森先从茶树的栽培开始进行考察。
“在早期阶段，茶树会与其他农作物一起种植，共享土地资源。这些农作物多数是玉米。茶树丛一般可以长到两到三英尺的高度，很难长到人的肩膀那么高。前三年，这些茶树自然生长，不会被过多干预，第四年开始第一次采摘。”
采摘的茶叶又是如何加工成藏茶的？罗森也进行了认真调查。
“茶叶原料被运到城镇，进入当地的茶叶工厂，为进入西藏市场做准备。把老梗和茶叶切好，并再次干燥。然后再把它们以一定的比例混合，放入一个大木桶中蒸。然后在一张干净的垫子上铺陈开，当表面干了之后，再加入足够量的米浆，使其具有黏性。完全搅拌完成之后，茶就可以开始包装了，首先要做的是制作大量的小茶包，然后用红纸包好。同时准备好合适长度和宽度的薄薄的竹片编织的垫席，并将普通的白纸贴在里面。这些竹席都被卷成圆柱形，一端用前面提到的红纸包起来的茶包封闭，茶叶从另一端紧紧地被包在里面。最后还要用带有红纸的另一个茶包封口。
当年罗森记录的藏茶生产加工过程，100多年过去了，与今天藏茶的生产加工过程大致相同。
藏茶又是如何运输的？罗森跟随背夫的脚步，走上了川藏茶马古道。
“从雅州至打箭炉有两条路。主要的一条路向西南到荥经，然后穿过大相岭到达清溪，再穿越飞越岭到达化林坪、泸定。从雅州西北到天全有一条较短的小路，在那里抵达大渡河河谷泸定，两条路汇合，最后抵达打箭炉。”
罗森到了打箭炉，他看到了藏茶进入到了“货栈”和“锅庄”中。
“进入打箭炉，城门口就有一名代理人对这些茶叶进行清点和登记，然后再放入货栈，以待销售。打箭炉城里共有36家汉族人开的货栈，有48家西藏人开的代理机构（锅庄）。贸易量大的商人通常拥有属于自己的货栈，但是其他商人得临时租用仓库。购买完毕之后，还要对茶叶重新包装。首先移除外包装，被切割成两块后再装进硬包装里。茶叶由打箭炉的西门运出，此地位于去西藏的大路上。”
罗森考察了藏茶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并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罗森在书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内地与西藏的茶叶贸易早已经引起了西方旅行者的注意，他们对此已有了记载。
因为茶叶贸易的存在，从雅安到打箭炉的路上，背夫们蹒跚着负重翻越大山，沿着异常难行的道路前进，背运的是细长形竹篾包装的茶包；从打箭炉到西藏的路上，到处都是无尽的牦牛商队，商队运输的是的牛皮包装的“砖茶”。
对于茶叶的运输成本，罗森也进行了深入考察。
“从打箭炉去巴塘价格大约要翻一倍，到察木多（昌都）达到3倍，到达拉萨则己经到了4倍。”
西藏茶叶消费市场究竟有多大？通过调查，他发现每年朝廷发放的茶叶数量为139354“引”（一引为100斤），市场十分广阔。为此罗森的结论是：印度靠近西藏，印度茶是完全可以进入西藏的。但要解决一个问题：西藏对藏茶的“口感依赖”——印度茶叶没有得到西藏的消费者认可，其原因在于中国茶叶在涩感和口感轻重方面更具优势。
考察结束后，罗森还专门绘制了他在雅州、打箭炉一带的考察路线图。2013年，此书在印度再版发行。说明120多年前的考察报告，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印度茶究竟缺了什么“味儿”？
1905年，又一个外国人的身影出现在了雅安，他叫哈奇森。
在哈奇森看来，“在中国，茶叶中似乎有一种天生固有的东西，让它在西藏广受欢迎，而我们的茶叶中似乎有一种天生瑕疵，使得西藏人对印度茶拒之千里。”
这句话一定程度表明了当时英印当局对中国的茶叶特征极为关注，同时也觉察到了自身的“瑕疵”。他们迫切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内地茶叶在西藏受欢迎，而印度茶叶却受到如此大的抵制。
哈奇森的任务就是到藏茶的生产中心雅安进行秘密考察，为印度茶叶进入西藏提供“口感”支撑。
哈其森对自己的行程记录较为详细。1905年3月11日，哈奇森于从加尔各答出发，乘坐轮船到达上海，再辗转到了成都。哈奇森没有在成都逗留，经过4天的行程，他从成都到了雅安，准备再沿着茶路到达藏茶贸易中心——打箭炉。
哈奇森前前后后在雅州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考察了雅州周边的茶产区，包括名山、天全、荥经、芦山以及峨眉、洪雅一带。哈奇森在蒙顶山看到了老茶树，“那里有七棵非常有名的茶树，树龄超过了2000年”。哈奇森跟罗森一样，都错误地认为吴理真栽种的七株茶树是从印度带过来的。
他还特别提到蒙顶山有一个“莲花山会”的茶事活动。在采写这篇稿件时，记者查阅当地史志，没有找到相关记载，询问很多蒙顶山茶人，都不知此事。
说到西藏与中国内地的茶叶贸易史时，哈奇森说西藏的茶叶贸易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虽然无法找到关于茶叶贸易具体时间的记载，但他认为此项贸易的发起人值得尊敬。
哈奇森到达成都后，在一家商行里发现了一种叫“蒙茶”的茶叶，了解到这种茶是以附近的“蒙山”为名的，而“蒙茶”作为贡茶每年都要送到北京的皇家。此前，印度茶税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曾随“中国内地代表团”去了那里，目睹了这种茶叶的采摘过程，每年只能从蒙山顶上的7棵茶树上采摘700片叶子，但无论是绿色的还是已经干燥的都无法看出与其他普通茶叶的区别，应该是一种情感因素而非其本身的实用性。通过进一步询问，得知了这种茶叶取自超过2000岁的茶树，由皇帝用于祭天。由于非常重要，所以这些茶树被专门保护起来，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保护范围。他要求看看这些茶树，并获得了批准。此人还介绍了他在蒙顶山的所见所闻。
哈奇森直接引用了这些描述，其中他提到在蒙顶山上的寺院与茶树之间有一座小房子：蒙山位于名山。在汉朝时，一位叫做吴理真的修行者将7株茶树植于蒙山的莲花峰，这些茶树生长高度超过1英尺的时候，它们便不再继续向高处生长，这样保持了千年不变，不枯不长。每年夏天，名山当地的官员登上山亲自采摘这些茶叶，并进贡给皇帝。其他茶树被种植到这座山上，并受益于其影响。饮此茶后，让人心生纯净，并且可以治疗腹胀。一杯即可。
哈奇森说“吴理真被雅州当地视作茶行业的守护神”。哈奇森听说在蒙顶山一寺庙石碑上有吴理真的画像，但他没有找到，后来有一个叫奥彭肖的人把画像拓了下来，把摹拓寄给了他。
哈奇森笔下的“中国内地代表团”，又是什么时候来的？他们来了又干了什么？印度茶税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又是谁？他又写了什么……虽然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从印度到雅安考察茶业的，绝不仅是罗森和哈奇森，还有其他人。
在雅安，哈奇森考察了多家藏茶生产厂家，并记录了全过程。尤其是“口感”方面，他也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印度砖茶引入西藏失败的原因，第一是口感与中国茶叶不同；第二是包装纸不适合；第三是砖茶分量不够，过于轻，而且压得不够紧实。
在哈奇森看来，如果成功阻碍、干扰或破坏中国内地和西藏的茶叶贸易，将有助于破除向西藏输入印度商品的诸多限制，“推进我们贸易的绝好时机似乎就在眼前”。
1906年，哈奇森的考察报告以《供应西藏的印度砖茶：四川任务报告》为书名出版发行。
由于印度茶入藏运输成本低，再加上印度茶仿制雅安生产“砖茶”，使得印度茶曾一度在西藏市场占据了较大份额，似乎出现了哈奇森眼中期盼的“绝好时机”。但好景不长，印茶入藏不仅受到西藏同胞的“口感”抑制，还受到中国内地和西藏的一致抵制。印度茶在西藏市场昙花一现。1935年，印度不得不停止生产砖茶。时至今日，西藏同胞喝的依然是雅安生产的优质藏茶。
本报记者 高富华
1906年，哈奇森的考察报告《供应西藏的印度砖茶：四川任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