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那边
□ 李存刚
记忆深处的老川藏线 刘祯祥 摄
作为四川省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传帮带”工程一分子的天全人李存刚，于2022年西出二郎山，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
牦牛在街头出没
街叫团结上街，甘孜州九龙县城的主干道，往下经过通往文化路和顺山街的岔路口，便更名为团结下街。九龙县城还有三条平行排列的街道：沿河路、绵九街和顺山街，每条街道我都去过若干次。
任何时候，街面都干净整洁，街边触目即是的店铺、餐馆有大有小，但都装了差不多同一式样的门庭，感觉和走在其他地方的街道并无任何两样。最大的区别也许就在于民族广场。作为九龙县城所在地——呷尔镇，似乎只有在民族广场，才让人觉得“呷尔”的名副其实。在藏语里，呷尔是大坝子的意思。站在民族广场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九龙县城两侧高耸的山头，像面对面站立并且向后斜着身子彼此默然相视的两个巨人。东为狮子神山，西为八家铺子山。民族广场被团结上街末端一分为二，靠近狮子神山的一半是水泥铺就的地面，沿狮子神山的一边是一溜临时停车位，不管什么时候，车位上总是停满了车子。虫草上市的季节，那里便成了九龙县城最热闹的地点之一，一个挨一个的临时小摊点上，摆满了刚刚从山间挖得的虫草，摊点之间挤满了人，有本地口音的，也有外地口音的，藏语、彝语、四川话、普通话混杂在一起，声音有高有低。广场的另一半是一个大平台，地面铺着大块彩色的瓷砖，旁边立着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夜色还未降临，人们便陆续在此聚集，有穿汉族服装的，有穿彝族服装的，也有着藏族服装的，有大人也有孩童，音乐声一起，便纷纷加入舞动的队伍，嘴里跟着音乐哼着，欢快地舞动起来。
民族广场靠近绵九街的角落里立着三头牦牛塑像，牦牛的皮肤被涂成深褐色，但背、颈、头大部分已蜕变成淡黄色，一看就知道是人为的结果。最前面的一头雄壮地昂着头——这个一家三口中的男主人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似乎是在考虑是否该继续前行。在它身后不远，跟着一对母子，母亲扭着头，注视着身边的孩子，它们身后就是九龙县城最古老的街道——绵九街，它们一家三口好像刚刚从绵九街上到这里，正等着身前探路的父亲传来的信息。后来我知道，九龙牦牛素有“中国牦牛——世界之最”之称，体形硕大，驰名中外，想必这也就是九龙县城里唯一的一座广场被命名为民族广场，并且立着牦牛塑像的原因。
后来有一天，我从民族广场起身，经过团结上街返回住地。那是初春的夜晚，街上行人稀少，我正走着，忽然听到一阵嘚嘚、嘚嘚的踢踏声，我扭过头，看到街对面有一头牦牛，正若无其事地沿着团结上街行进，不知道要去向哪里。我一时有些恍惚，以为是刚刚在广场上看过的那头牦牛，跟着我跑了起来。
片瓦之下
那是一块我熟悉的屋顶。那个初夏的早上，我从房屋高处的文化路上经过，第一次发现屋顶上站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站在瓦背上，身下的瓦片被掀开了一大片，露出几根椽子，其中的一根被揭掉了，露出一个长方形的豁口。男人应该就是从被揭掉椽子的长方形豁口爬到瓦背上去的。透过豁口和椽子间的缝隙，我同时看见了房屋裸露出来的梁木、木楼板、木墙壁和经年累月累积起来的烟尘。女人站在木楼板上，顶着不断泛起的烟尘，不断从男人手里接过旧的、碎掉或者缺角少边的瓦片放在楼板一角，又将堆放在楼板另一角的新瓦片举起来，递到男人手里。经过两个人的传递，瓦背上很快堆起了一个淡灰色的瓦片堆。男人开始在瓦背上缓慢、小心翼翼地移动，将新瓦片放进他之前拿掉了旧瓦片的地方叠放进去。
旧的瓦片呈青色，新的瓦片是淡淡的灰色。因为每年都在翻盖、检漏雨，有些瓦片还是去年或者前年刚刚换上去的，还没来得及完全转成青色。新瓦和旧瓦相互重叠，青色和灰色相互交织，有浓有淡，深浅不一，整片瓦背因此变得斑驳起来。
男人刚刚换上去的新瓦片的淡灰色，仿佛一幅画作上最后时刻才涂抹上去的颜料，起先只是点状的，到揭掉椽子又重新复原的地方，陡然荡开，铺展成了大片的灰。这当然只是我站在文化路上时心血来潮的一丝联想，与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的真实生活并没有多大关系。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埋头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不会矫情地想到自己劳作的同时无意间制造出来的所谓美学。现在，翻盖屋瓦就是他们生活必需的一小部分。换好了屋瓦，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安心地度过即将到来的高原雨季。
我熟悉那屋顶，是因为在此之前我曾若干次从文化路上经过。站在文化路上，一扭头就能看见路边山坡上一棵高高耸立的核桃树，再把头放低一点，就能看见那块静卧在核桃树下的屋顶上盖着的青色瓦片。
我熟悉那屋顶，更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家——在那里，差不多家家户户的房子都顶着同样的屋顶。我在瓦片之下的另一栋房屋里出生、长大，亲眼见证过灰色的瓦片，是如何在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过后，不知不觉间变成青色的。乡亲把盖着瓦片的屋面叫瓦背，把每年雨季来临之前对瓦背的修补叫检漏雨，还常常借物说人，用“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来推理和形容一个人或者一户人家的穷困。现在，无论是在我此刻置身的高原，还是我来的地方，已经极少再听到同样的话。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变得多么富有了，而是我们的生活里，瓦片越来越少出现了。
界牌
我最先看到的是“查尔新村”，它们被写在一块牌子上，朝向公路，立在路边的一团杂乱的荒草里。我每次散步或者驾车到这里，看到这四个字，就知道我即将踏入或者离开查尔新村地界了。
牌子旁边是一条通往高处的水泥小路，路的入口被两堵石墙围出巷子的模样。石墙很短，靠近公路的最高处也就一人多高的样子，因为依山而建，往高处不远就草草地收了尾。后来有一天，我从一位本地出生、长大，如今已近退休的同事那里得知，这条小路其实就是一条分界线，所以才会有“查尔新村”的牌子立在那里。牌子左边是在呷尔村地界里建起来的呷尔新村（再往左就是县城），右侧矗立着的是“查尔新村”（再往右就是查尔村）；呷尔村和呷尔新村的村民主要是彝族人，查尔村和查尔新村里的住户多半是藏族人。两个新村的出现，也就是近十多年时间里的事情。像这样仅以一条若有若无的小路为界、安然并立的两个新村，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再后来的一天，我在本地同事的带领下去“呷尔新村”进行过一次义诊及送医送药活动。才知道，呷尔新村已经只是本地人口头上的称呼，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门牌和我们为义诊拉起来的横幅上，都被叫作狮子山社区。而在那之前和之后，我还不止一次地到过查尔新村，和呷尔新村一样，也还偶尔听到有人口头上把他们叫作外来社区，说的就是他们作为“新村”，是何以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但据我深入实地看到的情形，他们已然没有一点这片土地上的外来者的模样。这片土地十多年前的样子，我当然只能靠凭空想象。十多年的时间改变了一切，让那些房屋、房屋间耸立的树、房屋里住着的人，与这片土地悄然而又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仿佛他们就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
有若干次，我在穿过查尔新村的路上见到头戴荷叶帽的彝族老妈妈，以为她们就来自路边的某栋楼房里；也有若干次，我穿过呷尔新村去到县城的路上遇见身穿藏袍的汉子，以为他们就是在路边哪个种着黑桃树、花椒树的院子的主人。
这是在农历六月。查尔新村四周的草木明显繁茂了，感觉好像是一夜之间，就掩隐在了一片绿油油的枝叶间。晚上下过一场雨，路面湿漉漉的，那些遮挡在查尔新村四周的杂草树木的枝叶，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有生机。我当然知道，在只有冬天和疑似冬天的高原，这样的变化，远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需要说明的是，冬天和疑似冬天是我个人对高原季节的划分。与之对应的是高原人的“冬半年”和“夏半年”，这两个地理学上的名词，被写入了朋友替我觅得的《九龙县志》里，用以按照大致的时间线，对高原气候的总结性描述。第一次看到时，我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有了这个现成的划分法，我所有关于高原的文字，不知省掉了多少繁复而又多余的说明。当然，这一点与我见到的界牌，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离绪
时间的流逝迅捷而寂然得让人甚至连抓狂都来不及。早上8点，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医院的院子里空无一人。头天晚上一起聚会的同事大都还在赶来医院的路上，住在医院里的三个，老杨出差去了外地，格杰昨晚喝多了估计还在宿醉之中，小冉倒是若干次说要送我们，但昨天晚饭时突然说她害怕告别害怕自己哭。他们都恰到好处地没在医院的院子里出现，就连随时会呼呼而起的长风此刻也暂时歇息了，让想象中可能出现若干种情形的告别，简化成了一场离开。
我拉着行李箱乘坐电梯从五楼下到一楼。当我步出工作生活了几个月的楼宇，踏入空无一人的院子时，首先迎面撞上的是院子里那两排绿树。最靠外的一排是杜松，紧挨着靠里一点的是樱花，低处是刚刚开过花的芍药和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草。
此刻，在高原早晨炽热的阳光下，风还在沉睡，那些杜松和樱花树便都默立着，把自己站成了静物，倒是打在地上的影子在一点点无声地生长。站在院子里，我一时有些恍惚。我想起1月4日，我们初来时的那个夜晚，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医院的院子里到处堆满了厚厚的积雪，雪花飘落在雪地里，也飘落在我们头顶和身上。我们都裹着厚厚的羽绒服，从车上下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捧着双手不断哈气，哆嗦着和门诊大楼门口的医院门牌站在一起拍照。
杜松和樱花树之间摆了一张灰白色的大理石桌子，桌子四方放着同样色泽的石凳。偶尔会有几根杜松的针叶掉落在灰白色的桌面上，像是懵懂的孩童胡乱描在白纸上的铅笔画，毫无章法可循，却也有一种别样的美。但这只是我私底下生出的一点矫情的感叹，在负责清洁工作的大姐那里毫无用武之地，她随时随地提在手里的扫把似乎就是专门为那些针叶准备的，一旦落下来，被扫走便是迟早的事了。
再后来的一天，我受邀去县城吃晚饭，回来时夜色已深，院子里亮堂堂的，高远的灰蓝色天空悬着一轮大圆月，仿佛一只巨型的白炽灯。明汪汪的光芒下，杜松和樱花树的枝叶打在地上的影子呈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动感，恍若从同一块土窝里横向生长出了另一棵杜松或另一棵樱花。我摇晃着走近，却没想竟然顺利地穿过去，安坐在了石凳上。刚坐下去我便弹跳了起来，高原的夜晚气温骤降，石凳表面无异于冰窖，浑身流转的寒意瞬间击败了朦胧的酒意，只感觉身体的某些部分已经与我剥离开了，再不属于我。赶紧瑟缩着身体回到住处，打开空调，钻进被窝，躺了好一会儿，才渐渐感觉剥离而去的那部分身体一点点回到原位，又重归于我了。
站在院子里，大约是为了呼应这一刹那的走神让我想到的曾经感觉被剥离的身体，我不由自主地抬起腿，接连跺了几下脚。这个举动的出现既意外又突然，就连我自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我笑着迈开步子，走向停在院子另一侧的车子。那辆黑色外壳的小轿车，自打我从4S店将它发动开始，已跟着我星夜兼程了整整十年，南来北往奔波了近18万公里，包括刚刚过去的日子里我若干次在内地与高原之间的往返，包括即将开始的我在高原的最后行程。18万公里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我不想拿它来比拟什么，我只想坦承：没有这辆车子，我基本不大可能走过这么长的路，有些远途，我很可能连想都懒得去想一下。往后的岁月，这辆车子还将继续陪我走下去，多远多久不知道，似乎也不是需要我费心思虑的问题。
装完行李正要出发时看到了耿师傅。不到一个小时前，我们刚刚在食堂见过。耿师傅穿着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旧T恤，经过医院的院子与食堂间的石梯一瘸一拐地进到食堂，耿师傅笑着和我们打过招呼，等王大姐为他取馒头的间隙，便和王大姐开起了玩笑。耿师傅笑着伸出手里的筷子，把王大姐放在盘子里的馒头一个个串起来，高举着走回了医院门卫室。耿师傅的右腿有残疾，走路时微斜着身体，脚底仿佛装了弹簧，一步一跳地向前移动。他身上的那件旧T恤明显有些宽大，走起路时，领口不断地垮向斜着的那侧肩膀，掉落是不会的，但他瘦长且有些歪斜的脖颈因此就更加突出了，似乎总在向前探望着，想要看清什么。耿师傅的老家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庄，几年前他通过亲戚的介绍来到医院做门卫工作。我好多次听王大姐和其他同事提到耿师傅的女友，每一次，他总是笑呵呵的，对于同事们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他有时候回答一下，有时候只管歪斜着嘴角，一个劲地哈哈大笑。我们却从没人见过这个传说中的女子在医院门卫室出现。但我还是固执地相信，世上肯定会有一个女子出现在耿师傅的生活里，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同事们的口中，或者耿师傅心底的某个角落。那时候，耿师傅脸上的笑容一定会更加灿烂。而不像今天，看到我们坐上车子驶出医院大门，耿师傅一个人就那么静立在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开。我猜他应该知道这很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所以他的脸上才出人意料地没了笑意。车都驶出很远了，我还在后视镜里看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