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窄门”看世界
——章夫新著《窄门》读后
□ 黄历
于细微处见真章，于困顿处见出口，是《窄门》给人的感受。透过窄门，透视的是一段以宽窄巷子为中心，连接世界的200年历史。
历史在成都这座城市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给予它浓厚的底蕴，让它值得被细细挖掘。在众多古迹里，宽窄巷子知名度很高，但与其有关的历史，却并不那么为人所知。这大概在于它离我们不远，甚至有点近，近到我们还能和历史里的见证人采访、闲聊。
走在宽窄巷子，除有历史感的建筑，还剩下什么？或许是时间无法留驻的那些人、那些事。隔着岁月，走在石板路上，我们能和谁对话，又能和谁相逢，需要到历史里寻找答案。《窄门》的意义在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段以宽窄巷子为核心的少城历史。其实，不只是少城，更是成都、中国、世界。
历史很神秘，行走的时候细细密密，过后不过寥寥数笔。今人高谈阔论的转折处，在历经时或许平淡，或许慌乱。但倘若跳出时空来看，一切的改变，其实都有迹可循，藏在草蛇灰线的细节里。就如马伯庸笔下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一般，抓住几个小人物，几个小地方，就能还原一段历史面貌。百余年前的成都也一样，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少城，投放在那些人身上，自然能得到答案。
《窄门》的副题为“公元1718—1911，一巷宽窄，成都满城的历史断章”，其重点放在大清中晚期近200年间。透过“宽窄巷子—满城—成都—大清—世界”由小及大的叙事逻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或剖面抽丝剥茧，串起“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来看，作为历史随笔，《窄门》一书呈现了一种自我的风格，可以用以下3组对立的词语总结归纳。
一是收与放之间，恰到好处。从章夫的行文来看，其写作野心并不局限在横陈都市的两条街巷，也不止受囿于少城一方天地，而是从宽窄巷子看向世界。
例如，他将上海的股市和四川的铁路建设联系起来：1910年3月29日，上海，大清股市刚开盘不久，兰格志股票交易价格攀升至1675两白银/股。这支疯狂的股票跨越2000公里，破灭了四川的铁路希望。
再如，他写少城，又将清朝的历史联系起来：那年，八旗兵带着花儿与战马，一起来到成都。自此，移民与土著、稳定与战乱、热血与休闲，众多冲突的元素在成都相融相生，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走向埋下暗线。
实际上，在纵横的时空穿梭中写历史，非常考验作者的功底，稍有不慎就会给人杂乱的观感。但章夫能自如地运用材料，让此书呈现丰富的层次感和跃动的节奏感。
二是虚与实之间，自然流畅。历史的魅力在于它已然发生无法更改，却又给人以无穷的遐想。《窄门》把握历史大脉，填补历史细节，从“看得见”的变化做起，向“看不见”的地方渗透。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有其严肃性，也有趣味性。这种非学院派的表达方式，不经意间梳理出历史的微妙处，就是其存在的意义。
在一些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扎进史料堆里，力求从中找出“不一样”的东西。这缘于其几十年的记者经历，让他能着力写一段历史，又不沉浸于历史中，而随时以开放的视野与世界对话；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又不时关注当下。
正如章夫所言：“作为一个职业新闻人，我以为最大的理想，是带着史家品质和史家情怀，去‘不断逼近真相’。”“正义直言史家笔”不仅是史家的追求，也是今天媒体人的崇高境界。
三是取与舍之间，相得益彰。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学家罗志田曾提出“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书中，如大清最后的守夜人末代皇帝及其“爱新觉罗集团”，如一度不可一世的封疆大吏赵尔丰，还有自以为看清了世界的清末重臣端方，又如书中写到的保路运动众多志士仁人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时代泥沙俱下的裹挟中，携手拥挤在人满为患的大道上。最后所收获的，多是事与愿违的苦涩。
由此足见，章夫写的是历史，更是人，尤其是写鲜活的人物，一如赵尔丰，在一些人脑海里早已脸谱化，但书中却呈现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些人物的选择和还原，不是为史服务，而是史的主体。这种对人物的取舍，恰恰体现了章夫在写作中的人文关怀，使历史不再那么宏观而严肃，而是具体有温度。
章夫笔下，小细节，大视野，慎言历史规律。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偶然，偶然对历史发展有很强的塑造力。无数个偶然，凑成必然，形成一段波澜起伏的流动历史，呈现在一部30万字的书籍中。
历史已然而去，但我们可以用当下的眼光去看，去想，去问。不如借《窄门》这样的书，一起去读，去感，去知。
据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