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县志”的县志
——读颜歌长篇小说《平乐县志》
□ 久胜
《平乐县志》
颜歌的长篇小说《平乐县志》，是一本差点被书名误导了的书。
《平乐县志》是颜歌“平乐系列”的最后一部，全书有两条主线交织串联：一条以即将退休的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为主人公，写出县城的职场百态；一条以傅祺红的儿媳陈地菊为主人公，写出青年男女的爱恨情仇。双主人公、双线，交织成一个精心设置的人生陷阱，写出了当下社会的人心浮动和县城的生活面貌。如果同平乐县志办编纂的县志结合起来看，小说《平乐县志》可能让人对其风俗、文教、物产、历史等有更直观的感受，它不同于地方文献的县志。
颜歌说，她还是看重小说的人物，并不主张主题先行。她最看重的是翁媳关系，女孩和老人公之间的一种互动和生活的反差。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作者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让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中起伏跌宕，而自己所能做的，也是让人物在生活的河流中随波逐流。
傅祺红表面上埋头编纂县志，淡泊人世，其实熟谙职场法则，功名利禄心使他晚节不保。这个男人未见得有多爱他的家庭，但他会为他的家庭付出一切，为儿子、为儿媳，他可以隐忍，也可以左右出击。
陈地菊丢掉工作、失去婚姻，作者都不知道她最终会走向何方，只是写到她可能要反抗、要离开，想去国外留学。这也是人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意外，但这不是欧亨利式结尾的意外，只是没预设到的意外。
这两个主人公身边的那些人物，也反过来成就了主人公最终是什么样的人，通过次要人物的负空间完成对主要人物的塑造。
小说暗藏玄机。生活的残酷，不完全像是希区柯克电影中表现的那些场景。有时，生活的残酷，不在于对生命的放纵，可能只是无所事事地消耗于人际的相互消磨中。
平乐县的故事，其实是川西社会的小风向标。一开始，傅祺红的命运就处在一个大网中，而这些都与县志办前主任赵志伦的下台有关。这个大网慢慢收拢，让他无处逃遁，最后自杀身亡。
一个写县志的人，注定上不了县志的主要内容。但颜歌通过笔触，那些没有可能被写到纸面上的人，声音没有可能会被听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另类的县志方式被记录下来，平淡又惊心动魄。
陈地菊最后之所以想要出国留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她把之前的婚房卖掉赚了几十万，县城城市化进程的好处被她得到了。书中写了县城不动产的二手交易和市场的一些潜规则：带人看房子，先看几家烂的，再看一家好的，这叫“翘尾”；跟卖家叹衰市、压低价，对买家夸红市、抬高价，这是“两头砍”；跟其他几家中介先说好，大套大房子大家都挂出来，只有一家挂低价，最后分提成，这叫“做市”。
这越看越像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路障和迷局，也像小说中的玄机。包括陈地菊的留学，也可能是走入人生的另一个陷阱。但我们还是希望她越来越好，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吧。总之，《平乐县志》形象地写出了县城的另类文化。
小说中那些细节，远比真正县志中的宏大叙事更有味道，但它始终不能让我们窥见生活的全貌。正如川西的麻辣烫，不但影响了川西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川西人的思想。一个地方也好，一个人也好，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过滤，都能以更纯粹的方式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未来，我们显得有些迷茫；对过往，我们因疏远而显得陌生。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愈发在我们的回望中显示出纯真美好的一面，包括一些磨难。我们在过往的县志中，在故纸堆中，查找那些发黄的记忆的残编断简，带给我们抚慰，让我们日渐寂寞的心灵丰沛起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怀旧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一个地方的地方志，不需要很多的细节来体现。而一个地方宏大的历史场景，却离不开吃喝拉撒的庸常平淡来填充。据说，所有的色彩合在一起就是白色。《平乐县志》里，那些稀薄的爱情、顽强的坚持，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苦痛，那些恍惚不定的压抑，最终都汇成一页平淡如县志的白色。
《傅祺红日记》片断作为每章的附录，又赋予小说的真实感。颜歌写的县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县志，它是一份形象化的县志，也是平乐县的一份生活档案。她写的县志，是在写县城嘈杂的市场边缘，是在写震耳欲聋的汽车喇叭声，是在写歌厅里那些疯狂的男男女女，是在写职场单位里的勾心斗角，勾勒了一幅川西县城的别样风情。让人感觉是那么熟稔，充满来自小县城的蓬勃生机，让人在平常的生活中，再次触摸到小市民社会的强大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