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 刘乾能
细算起来，老屋在上马磴存在的时间还不到五十年，却让它比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更显老气横秋。我见证了它的诞生，经历了它的辉煌，看着它一天比一天颓废，却错过了它的衰败。自从离开它，我就知道，它的坍塌是迟早的事。只是在我的心里，仍然希望它保持站立的姿势久一些，再久一些。可惜的是，尽管我通过多种方式将内心的愿望传递于它。比如，在它最北一间的椽子开始腐朽断裂时，我从竹林里挑出一根粗大的竹竿顶在房檐上，以免那些黑褐色的瓦片继续掉落。当它屋顶爬满土耳瓜藤蔓时，我把镰刀捆绑在一根长竹竿上，一点点割掉那些肆意生长的藤。再比如，在它北边一间的墙板完全倒塌时，我曾清除掉那些歪斜的梁柱，以免影响它剩余的结构。可事实上，我所付出的这些努力，终究还是没能挽救它走向坍塌的颓势。每次回去，我都会发现它比上次见面时更加衰老。檐下散落着破碎的瓦片。墙体开裂，裂口似一条长虫，牢牢爬在墙上，不断延伸。
修建老屋时，父亲把房基选在了上马磴。说是选，其实是不得已之举。除了那里，村子已经没有其他可供建房的平整地块。听说要修房造屋，石匠幺叔带着钢钎、铁锤就来了。他看了一眼面前的青岗岩石，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抡起铁锤就开了工。“叮当叮当”，幺叔在大石头上开出一排槽，铆进铁锲。然后举起大铁锤，嘴里先是拖出长长的“嗨”，随着“哟”字一出口，铁锤从幺叔的头顶狠狠落下，准确砸在锲子上。巨石变成一块块石板，成了猪圈的盖板石、房屋的隔板。几十年后，它们还稳稳当当盖在早已干涸的粪池上。当做隔墙的石板，也在时间的浸润中，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包浆。
想象中的老屋，有着高高的屋檐；挺阔的大门前，一对石狮脚踩绣球、狮口大开，透着威严。很长一段时间，我常盯着村里那些或五间或七间一字排开的高房大屋发呆，宽阔的进深和悠长的开间，让人倾慕。再看父亲一手打造的新屋……从我的眼神里，父亲似乎看出了什么，但他啥也没说，不是给木工师傅打下手，就是帮幺叔搬石头；间或，步行十多里，去集镇采买急需的材料。
没有多余的木料作板壁，大哥就带领我和弟弟钻进茅岗山，在密不透风的竹林里砍回一捆捆的竹竿。竹篾编成篱笆，再敷上一层灰浆，就是冬暖夏凉的隔墙。屋顶的青瓦，是大哥一手烧制的。一头牛，一摊泥，一排茅草盖顶的作坊。和泥、制坯、烧煤窑，大哥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肌肤沾满灰尘，汗珠在他身上淌出道道印痕。幺叔打下的石块，连同菜地起出的石头，刚好用来修建院墙。父亲在院角栽下一株银杏。墙外，两丛慈竹，几株橘树。房屋后面的空地，父亲修起一个牛圈。父亲说，墙外的竹林，最宜养鸡；坎下的小溪，适合养鸭放鹅；屋后的水塘，正好养鱼。母亲也没闲着，掉了提手的瓦罐、缺了一只耳朵的漏水砂锅、透着窟窿的几只搪瓷脸盆、一截对剖的竹筒，都被母亲栽上了水仙、君子兰和吊钟海棠。菜园边，母亲点上芍药牡丹的种子，她说要让院子花开不断、芬芳四溢。
新屋落成，父亲特意请来二叔、幺叔。饭桌上，父亲端起酒杯，不停地向两位叔叔敬酒。不一会儿，幺叔就两眼放光，“叶落归根就好，叶落归根就好。”嘴里翻来覆去的，只有这句话。二叔闷头喝酒，眼眶湿润。
父亲十四岁时，瞒着家人跟了红军，北上，西进。在一次战斗中，父亲负了伤，流落在甘肃西和陈家山一张姓人家。村东的一片空地上，父亲夯起围墙，修起三间斜面屋顶的土房，并在那里养育了我们兄妹八人。土房低矮、拥挤，用毫无装饰的形象占据了我记忆的制高点。而张家的四合院，则一直是我脑海里最神秘的记忆。只是，与四合院的交往，仅有在北厢房门口用石臼捣盐的细节。有时候，母亲做了扁食，让我去请张家爷爷。一进四合院，我站在院子里就喊爷爷。喊过几声，爷爷从南房的大门探出头来，然后才是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身子。西屋倒是常去，土房实在太小，爷爷让大哥住在了那里。印象中，炕头有一本《农村医生常用手册》，厚厚的，上面有很多插图。那时候，大哥痴迷于中医，想通过自学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1967年夏天，二叔专程从四川到陈家山找到父亲。哥俩商量了一宿，父亲终于决定举家回四川。父亲卖掉老屋，开出的价钱，离全家迁回四川的路费还差着长长一截。但是，父亲仍然把院子里的果树白送给房子的新主人。他要用低廉的价格，祈求新主人对老屋的善待。父亲知道，人一旦离开，就只有院子里的苹果树梨树花椒树来陪伴老屋。老屋里，存放着父亲的大半人生。
很多年了，我还常常梦到自己躺在陈家山老屋的炕上。抬头，屋顶布满了泥封的藤条；梁檩椽柱，幽暗深褐。土坯墙面上，糊着的报纸支离破碎，墙面斑驳。醒来，那些高房大屋，便潮水般将我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