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勇

算起来，离开老家已有四十多年。如今虽返家不算难事——从荥经县城到老家，车程不过两小时左右，可我一年中最多也就是春节回去祭扫祖坟、走走亲戚，平常时候确实难得成行。一来我一个人回去也没什么趣味，总得拖家带口，可爱人和孩子对那片土地没什么感情，自然也提不起兴致；二来老家亲戚们各有各的活要忙，我回去反而给他们添乱。

我对老屋始终怀有一份难舍的情愫。犹记当年父母进城时，是否卖掉老屋成了一桩心头大事。若不卖，无人照料，房子注定是要朽坏的；若卖了，心里又实在割舍不下，总暗暗盼着退休之后能回老屋安度晚年。最终，将老屋托付给邻居照看。不料几年光景，木料腐朽，瓦片漏雨，藤蔓缠绕，苔痕遍布，景象惨不忍睹，最终只好廉价卖给外地专收旧房料的“串串”。如今再看老屋，只剩一片屋基，荒草枯叶，掩尽往日痕迹。

老屋后方曾有一棵巨大的核桃树，需五六人才能合抱。树皮龟裂，根深叶茂，树冠如巨伞张开，老远就能望见。最热闹的便是打核桃之时：大人们爬上树，奋力摇晃树枝，核桃便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几户人家十几口人争着去捡，核桃砸在头上，疼得钻心，却也顾不得那么多，只是一个劲儿地抢。收完核桃，总有好几个人头上起包。核桃收成不多，每户也就分得几斤。待青皮与硬壳分离后，便放在炕上烘干，留到过年吃。自我们家搬走后，那棵核桃树也渐渐枯死，最终被砍伐。如今，只能凭借那硕大的树桩，依稀追忆当年躺在床上静听核桃自然坠落的声音。

我的先人究竟从何处迁来，我并不清楚，似乎父辈们也说不明白。爷爷那一辈能说得清楚的，大多都已作古。眼见别人家族续家谱、办清明酒，炫耀着显赫的先人，我心里总像缺了点什么。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不明白祖先为何选择在这片山塬上安身——最痛苦的，是这里没有水源。记忆中，吃水须到很远的水井湾去挑。水井湾，顾名思义，是一处有水井的湾地。井口很小，几家人都默契地错开时间，从不同时前往。往返一趟，总要半个多小时。我从小半桶挑起，再到半桶，直至能挑满一桶，记不清用了多少年，也不知摔坏了多少只水桶。无论是赶场，还是碾米磨面，都得下许多坡、爬许多坎，晴天一身汗，雨天两脚泥。但这片土地较为平整，故被称为“坪上”，我们生产队大部分田地就在这里。上工、放工，几十号人从屋檐下走过，彼此打招呼，借放家什、喝口凉水。虽然只有四五户人家，但老老少少，每家都有六七口人，打打闹闹，吵吵笑笑，倒也十分热闹。

最初的记忆里，老屋四周都是密林，野兽出没。大人们常给我们讲豺狗掏牛、豹子进村的传说。记不清是哪一年，家中一头不满一岁的小牛在离家不远之处被豹子吃掉，找到时只剩残骸。生产队安排猎人在旁边守候，连守两夜，那畜生狡猾得很，远远闻到生人气息，便不肯上前。到了秋天，野猪、老熊常出来啃食玉米，于是人们就在地边搭起棚子，夜间派人看守。我也常随大人们一起去守棚。收成始终是个难题。那时种的是老品种，几乎靠天吃饭，产量极低。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荒，靠不断扩大面积来保证收成。每年秋收之后，便是砍火地、背粪上山、整备冬地。随着耕地不断增加，林地不断缩小。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砍火地”：秋收后，将整片树林砍倒，待来年春天播种前，放一把火烧光。这种土地非常肥沃，头年收成总是很好。种上两三年，地力耗尽，就又撂荒，这叫“二毛子”地。这种地里野生的天麻、菌子也多。荒过三五年，再次砍、烧、种，如此循环，称为刀耕火种。

父亲兄妹三人，还有一个姑妈留在老家，因此我每年回去就是给她拜年，落脚在她家中。除了上坟，还要去看望同生产队的一位远房伯伯一家。两家历来关系亲密，我小时候也常受他们关照。伯伯夫妻二人如今年事已高，一个耳聋，神情默然；一个眼盲，却絮叨不停。眼见他们行将就木，而我自己也垂垂老矣，愈发觉得亲情珍贵，亦叹人生苦短，岁月如流。儿时的伙伴，如今也都做了爷爷奶奶。生产队里要好的三位同庚，他们两个仍留守故土，在各家的天地中守着清贫却也自在的日子。小时候，我们一同砍柴、上山采药、承包队里的农活。他们两人读书比我少，几乎没怎么进过学堂，而我读完了高中，后来参加了工作，还取得了本科文凭。文化程度、生活环境与社会经历的差异，使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渐渐变少。我嗜好烟酒茶，他们却一样不沾。见面时除了热情寒暄，几乎无话可谈，然而相视一笑间，仍能感受到彼此心中那份深远而难舍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