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尧

从小，我就在做“写家梦”。

“写家梦”源于我的老师。

我生活在乡下，读的是原芦山县升隆公社民办初中。当时初中是两年制，一个年级两个班，整个学校仅四个班级，学生一百多人，老师自然也不多。

我的数学老师姓甘，大名兴富。他喜欢读小说。我的数学没学好，整天就盯着他手里的小说。好在那些年成绩差点，也没人指责。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林海雪原》，正是甘老师读完后借给我的。

地理老师程国明是个大嗓门，只要他上课，四个教室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喜欢上他的课，倒不是喜欢地理，而是喜欢这位老师——因为他曾是《四川农村报》的通讯员，在报纸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

每每上地理课，我就痴痴地望着程老师，如同仰望星空。我萌发了“写家梦”：老师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学生也应该当通讯员。那时记者、作家在我眼中，就像星空里的星星，自然高攀不起，姑且当个“写家”吧。

两年后初中毕业，数学拖了后腿，我勉强考上高中。

英语老师王地山，一说话就带笑。

王老师之前是记者。在我眼中，当过通讯员的程老师已经不得了，如今又遇上正儿八经当过记者的王老师，我便毫无理由地喜欢上了他。上英语课如同听“天书”——原因很简单，我读的是两年制民办初中，根本没开设英语课。同班同学大多来自县城，读的是三年初中，我“输在了起跑线上”。

“天书”听不懂，正好让我继续做“写家”的白日梦。先天不足，后天乏力，高考成绩可想而知，我终究名落孙山。

好在还有“写家梦”相伴，我的语文成绩一骑绝尘，以致高考创下学校两项“之最”——语文最好，数学最差。

大学自然没考上，好在还有“写家梦”不离不弃。高中语文老师马负经很有激情，常即兴赋诗。毕业前，他叮嘱我：“别忘了你的‘写家梦’，坚持下去，也许也是一条出路。”

怀揣“写家梦”，我认识了孟贤洲、周曰莲、骆良琮、杨惠民等一大帮芦山“乡土作家”，我跟在他们身后，继续逐梦。

一有空就写，写完就投稿。那时投稿有“福利”，只需在信封右上角剪角，连邮票都不用贴，稿件就能寄出。此时王老师已调往雅安，担任《青衣江》杂志主编。我似乎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感，不但自己写，还鼓励身边伙伴一起写。

我开始写诗，王老师说我写得像分了行的散文；我以为他在鼓励我写散文，于是改写散文。“散文”投去，王老师回信说像杂文，于是我干脆把“匕首”“投枪”也扔过去……

几年过去，《青衣江》每期我都收到，都是王老师寄来的，可上面没有我一个字，倒是我身边的小伙伴陆续亮相。“月亮”被“远水楼台”的人摘走了。

为何近水楼台“不得月”？痛定思痛，才知是力不从心：一缺文化，二缺体验。于是，我像高尔基那样，“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反正他姓“高”，我也姓高，他吃得，我也吃得。我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两条腿走路”，边学边写。

参加工作后，虽起初做的不是文字工作，却仍痴迷方块字，“爬格子”不亦乐乎。38岁那年，为圆梦想，我改变赛道，进入报社成了一名“高龄”小记者。

转眼间，这一“爬”就是几十年，从第一篇稿子变成铅字至今，已整整40年。

几十年里，我发表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出版了几本书，还加入了中国作协。各种文体都尝试，唯独再没写诗，也没出过诗集。原因很简单：虽爱读诗，却不敢写。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当只鸵鸟，惹不起就躲得起。

前几年，我躲着的“诗”，却不经意撞回来，让我无处可躲。

应五洲传播出版社约稿，我写了《大熊猫：国宝的百年传奇》。出版前，编辑让我写几句“既要有诗情，又要有哲理”的话。犯难之际，想起早年写过的“诗＋散文＋杂文”体，不正符合要求吗？于是我以大熊猫与人类对话的形式，写了一首《熊猫物语》的“哲理诗”，结果编辑十分满意，将它放在扉页。

今年，该出版社又推出我的《又见茶马古道》，我手痒再写了一首《茶马古道歌》，编辑也用了，只是没放扉页，而是置于书尾。平生变成铅字的两首“诗”，总算“有头有尾”。

早年给报纸写稿，自然是“笔者”；后来进了报社，成了“记者”；如今年届退休，又回归“笔者”。兜兜转转，我仿佛又变回40多年前那个学写稿的初学者。重起炉灶，再操旧业。前些天是教师节，让我想起给我文学启蒙的几位老师。这场长梦不醒的“写家梦”，也许就是献给他们最好的礼物。